吕后当政内，创自刘邦的休养生息的黄老政治进一步得到推行。她是遵守刘邦临终前所作的重要人士安排遗嘱的，继续重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而这些大臣们都以无为而治，从民之欲，从不劳民。在经济上，实行轻赋税。对工商实行自由政策。在吕后统治时期，不论政治、法制、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均全面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汉书》说：“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史记?吕太后本纪》说：惠帝吕后时期“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政不出房门”。
汉文帝以代王身份继承大统，他特别注意信任和依靠前朝重臣，故刘邦时代的功臣周勃、陈平、灌婴、中屠嘉等人相继被任命为相。文帝好黄老之学，继续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主要做法是宽刑薄赋、自由工商。此后的皇帝多延续这种风格，如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恢复了春耕前皇帝亲耕的制度，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常颁布减省租赋诏令，田租税十五税一减至三十税一，其间还有两年全免，徭役则从一年一月减至每三年一月；又允许百姓入粟拜爵、人粟赎罪。此外，文帝还下诏开放土地和山林资源，任民垦耕，废除盗铸钱令，开放金融。废除连坐法、诽谤妖言罪、肉刑等。汉景帝在位16年间，继续推行文帝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他在位时采用窦皇后的黄老治术，实行无为政治，节俭爱民，与民休养生息，田赋三十税一，人民负担减轻。把劝务农桑、人口增加、土地开垦作为地方官吏考核的标准；设立“力田”官以劝农；实行贵粟政策以提高农产品价格；在“募民徙塞下”，实行屯戍制度后，甚至一度取消了戍卒令。还大力兴办水利事业，以促进农业生产。可以说在汉朝初年，无为而治成为汉代皇帝在法制之外摸索出的一条新的治国之道，凡事“顺天之时，得人之心”，而不要违反“天时、地性、人意”，不凭主观愿望和想象行事。以顺应民众的需求为重点来治理国家不要强加少数人的意志就可以很轻松或者说很顺利的治理国家，汉初所取得治国成效也是十分显著，进过秦朝末年战乱的朝局得意控制，经济迅速得到复苏与发展，粮多得没地放，铜钱多得没线穿。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汉书?食货志》也夸日：“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可以说汉初的无为而治给汉朝日后强大与繁荣奠定了基础，如果说没有后来的汉武帝，日后皇帝的差不多都会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
公元一百四十年，刚刚满了十六岁的汉武帝做了大汉王朝的皇帝，尽管这位帝王一生建立不少功勋，治国手段也多为后人所吹捧，但对于汉武帝破坏无为而治的路子还是有些怨言的，刚刚登基的汉武帝雄心万丈，不足二十一岁，便不顾群臣反对，重用董仲舒，独尊儒术。到二十七岁，汉武帝大权在手，真正实施了独尊儒术的政策，结束了文景之治清静守法的时代。汉武帝胡作非为，把文景之治多年积累的国力，短短几十年就耗干了，西汉王朝由盛转衰。《汉书》上说，“天下虚耗，人复相食”，全国人口死亡过半。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鬼神，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
下诏谢罪。面对人口减半，饥民流民群起闹事，汉武帝晚年也开始悔过了，下了一道向全国人民谢罪的诏书。汉武帝也是中国唯一一个向人民谢罪的帝王，他在《轮台罪己诏》中日：“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这是说，当今的任务是停止朝廷苛暴的政策，不准再随便征税，全力从事农业生产，回到与民休息的政策中来。但路子已打开，无论是汉武帝，还是后来的帝王，对于手段上，大多都采用的是前期无为而治恢复战乱带给江山，百姓带来的创伤，后期则用儒家巩固其权势，在这一点上，即便是史学家交口称赞的大唐盛世也是走的这个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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