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皇帝似对王骥的表现十分满意，颔了颔首道：“爱卿能这么想实乃我大明之福，不过爱卿也该用用心了，爱卿前后三征麓川，终抓不到思机发，与朝廷而言，此事终究是一个隐患，麓川前后打了多年，朝廷劳师费财，以西南一隅而骚动天下实属不该了。也怪不得百官对爱卿多有指责之言了。”
这一番话儿入情入理，落在了百官的耳朵里大是欣慰。
杨峥撇了一眼小皇帝见他神色肃然，颇有明君之相，心道：“这个小皇帝若是好好治国，倒也不是一个糊涂人。”
面对小皇帝的责问，王骥的一张老脸涨得通红，他虽天资明敏，遇事敢为，用能屡效战劳。然麓川之役，他前后三次为朝廷立的功勋是不少，可始终没能抓住贼首不免有些遗憾，百官以这条指责他的时候，他虽觉得委屈，可也无可奈何，毕竟人家说的是实话，此时被小皇帝提起，羞愧之余，更是恨透了总能逃走的思机发，同时心头也暗暗下定了决心，此番重回战场，绝不能再让思机发跑了。”
小皇帝看王骥不言语，又安慰了一番便让他退下了。
被王骥这一番闹骚一闹，殿中的气氛顿时变得热闹起来，原先不怎么说话的文武大臣纷纷开始上奏，这样的局面从杨峥做内阁首辅以来还是头一次。
起先杨大人以为这是百官难得看见小皇帝日益成熟了，纷纷上奏。
可再听下去事情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百官上奏是不假，可所说之事似都绕不过王振，昔日在言官眼里的王公公是擅窃国柄，奸盗内帑，诬陷忠良，草菅多命，狠如狼虎，不过才一日的功夫，百官所奏全都转换了风气，在他们的口中王公公是有不少的缺点，可并非大奸大恶之人，反而是为了朝廷，为了天下百姓的生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至于那些排除异己、奸盗内帑，诬陷忠良，草菅多命额勾当，都是一些大胆的手下所为，王公公毫不知情。
为此这帮言官还是上奏了不少事实，如，麓川之役兴起。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反叛，多次击败官军。黔国公沐昂讨伐不利，于途中病逝，由沐晟接替。沐晟提出攻取策略上奏，请调兵十二万人，不切实际，是王公公认为王骥可以嘱托，便想大举兴兵，而王骥也想出力，最终表明王公公荐人有功，王骥的确是可造之才，王骥和蒋贵以二万人奔到上江，包围其营寨，仅五天便以六千人突击叛军营寨，斩首数百级，又引诱击败了他们的象阵，王骥更是亲自率诸将环攻叛军七个寨门，堆上木材焚烧。狂风大作，叛军被烧死无数，溺江而死的有数万人。思任发带着两个儿子逃到孟养。官军缴获他的虎符、金牌、宣慰司印以及被他抢去的腾冲等卫所的印章三十多枚。王骥铲平他的巢穴，留兵驻守而还，虽说没有抓住贼首，但王骥进行的战役确实基本平定了麓川的叛乱，并将之控制天朝之内，此番功勋绝不是诸人一句好大喜功可以抹杀的。
其次是在言官大书特书的经济账上，百官更是言之凿凿，说什么江南读书人反对向士绅纳税，反对向商人手工业者和矿主纳税，代表了士绅和江南矿业主的利益。但这实际上变相使朝廷财政匮乏。这几年江南以及苏州的赋税便可以看出，经过杨峥一手打造的苏州与东南沿海商业日益蓬勃发展，商业大城市更是多达三十余座，散布在运河两岸、长江两岸、东南沿海，手工业、冶铁更是遍地开花，日益壮大的商人他们在各地设立会馆，组织各种商帮。其中最多的是徽商，其次是江右商、晋商，再次是粤商、闽商、关陕商、吴越商。他们之中大部分都是中小商人，但也有拥资数万、数十万甚至百万的大商人，这些商人贩卖各种农产品及手工业产品，腰里窜着大把大把的银子，却上缴可怜的税收，一年下来不足四千万，而王公公执政几年，坚定地延续了朝廷的矿监政策，极力向中上层征税，使朝廷不至于被财政拖垮，朝廷先后修筑长城，打击东南沿海的倭寇，评定苗人叛乱，三次出兵麓川那一次战事不需要大把的银子，没有王公公帮着操持，朝廷哪有多余的银子打仗。
百官似还觉得说了这么多还不足以彰显王公公的丰功伟绩，还凭空想出了不少，哪怕只是王公公说了只言片语的话儿也成了为国为名的光辉事迹。王公公为朝廷修筑山西长城一事，更是被无限夸大，王文的奏章说，王公公是自己的私产资助边疆兵器马匹等物品。山西大同守将候通疏称：“厂臣王振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业已铭刻金石，无容职赘。至其身任边事，誓图恢复，枭灭逆虏，任用黄文、江海等，而城外御敌之伏甲、军器、马匹、悬帘等项俱以家资置办，日逐觧来，又助军需。臣方一意巡缉严警，诸营将吏不敢贪懦营私，不敢馈遗隐串，改虚为实，化贾为真；易怯而勇，以有今日。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通侯之世赏宜也！”
浙江巡抚贺田更是在奏章言之凿凿，依着他的意思，江南自古便是多灾多难之地，大多数情况下是当地或有小荒，但不达救赈之标准，而有民众到地方官府求赈。求赈的方式大多先是以罢市要挟，或是直接到官府哄闹告灾，偶有毁公堂物或殴差役的武力事件发生。加上地方官员失职的原因，如私自加派、敛钱自肥等等。使得一些百姓都相当激烈。如殴打地方官后再驱逐之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