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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的名头？此话怎讲？”于谦一脸的茫然，那一把长须被迎面吹来的冷风吹得乱成了一片，差不多覆盖了大半张脸，但于谦仿佛没察觉一般。眯着一双眼睛看着杨峥问道。
杨峥并没有立即应答，只是冲着王振一笑，道：“于大人尚且重名节，轻名利，更何况他人？”
于谦微微一愕，随即明白了这其中的奥妙，古人做史官，往往是要有几根硬骨头的。“秉笔直书”是史家们崇尚的美德。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歌颂的就是古代的几个“良史”代表。在唐之前，按照不成文的规定，起居注是不允许皇帝看的。多数皇帝都遵守着这个规矩，但到了唐太宗李世民这儿情况发现了变化，大唐初年，李世民有感于自己发动玄武门之变，担心后人对自己的看法，就让褚遂良负责记录他的起居注。有一次，李世民想取过来看一看，褚遂良以“不闻帝王躬自观史”为由拒绝了。李世民问他：“我干了坏事，你也一定要记下吗？”褚遂良说：“这是我的职责，当然一定要记。”黄门侍郎刘洎接过话题说：“皇帝有过失，就像日食和月食一样，人们都能看见。即使遂良不记，天下人也记着呢！”
褚遂良是好样的，拒绝了李世民的“非分要求”。然而，李世民想看起居注的念头并未就此打消。第二年(贞观十七年)，李世民找到监修国史的房玄龄，提出看国史的要求。房玄龄本来也想拒绝，谏议大夫朱子奢劝他说没必要看，但李世民坚持要看，房玄龄便让步了。总算李世民是个有素质的帝王，当他看到“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
史官对当年玄武门事变的内容含糊其辞，还要求“削去浮词，直书其事”，让他们如实补记当时的情景。这事儿开了头，就一发不可收拾，原本的规矩也荡然无存，史书俨然成了帝王美化名头的重要所在，似朱元璋那种不在乎美名的帝王微乎其微，小皇帝平日里看似什么都在乎，那是没有触动其根本利益，所以才能做到事事忍让，一副好说话的样子，可一旦触动了最在乎的东西，那么就是另一番景象了，作为守成之君，小皇帝既没有太祖皇帝建造一个帝国的丰功伟绩，也没有成组皇帝开拓疆土的勇气，就连治理国家上也不如自己的祖父与父亲，武的不行，只能来文的，因此在名声上小皇帝却十分看重，不管王振接着他的名义做了多少坏事，这个人说到底是他一手提拔的，惩罚王振等于间接的在惩罚自己，况且王振是跟着他的老人，多年来任劳任怨，就凭这些尚未证实的事情就杀了王振，难免落下一个刻薄寡人的名头，不杀王振一方面固然是有昔日情分这个原因在，但名誉这个缘由显然占据了六成，而王振显然明白了这一点，才显得不慌不忙。
“皇上爱惜名誉不杀王振，就算我们知晓这一点，也毫无办法，总不能逼着皇上学唐太宗吧？”于谦嘟哝了一句，带着几分焦急，几分埋怨。
杨峥嘿嘿一笑，道：“于大人太小看皇上了，皇上不是不杀王振，而是寻不到合适的理由而已？”
于谦冲着杨峥翻了个白眼道：“欺君罔上，密谋造反，这还不算理由么，若这不算理由，天下就没有什么能杀王振的理由了。”
对于于谦话中的怒气，杨峥也不在意，面上依旧挂着几分笑容，轻轻吐了一口气后，耐着性子道：“欺君罔上谈不上，王振所做之事可都是打着皇上的名义做的，虽然在这件事上皇上未必什么都知道，但以王振的聪明狡猾，不会一点都不说，所以在王振所作所为这件事上皇上是有知情权的，至于密谋造反，你既知密谋就拿不出什么罪证来，既没有罪证，如何说王振谋反。”
于谦道：“敌人都打到了城门下，这还不算谋反？”
杨峥道：“咱们的敌人是曹吉祥，曹钦，可不是王振，最大的敌人眼下可在大牢里，一个没有兵权的人，再如何说他谋反，未必有人肯信，更何况咱们还没有寻到最有力的证据。”
于谦有心反驳，可被杨峥几句话问下来一时竟寻不到合适的理由反驳，楞了片刻，忽的大声道：“依大人所言，莫不是就此放过王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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