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矩摇头道：“大隋朝开国这二十年来，行政上虽然亦颇有可观，但在用人方面，始终难脱古来滥觞，只不过因天子之爱恶而随心所欲罢了。只要被陛下看得入眼，即使有天大的过错，也能免罪脱身。但若陛下看不入眼，哪怕贤如高仆射，亦不免要遭黯然谪拙。如此这般，今日去一杨素，明日又上来一个李素、柳素，那么又有什么分别？”
杨昭叹口气，道：“皇祖父年纪已然高迈，这却也难免。但他日我父王登基，相信事情当能有所改善。”
裴矩亦叹道：“殿下还是不明白。这根本不是谁人做皇帝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古往今来，无数王朝相继兴灭，就是因为以人治国，虽有小利，弊端却更多。纵有圣明天子在位，使佞幸暂且不能为害，但却难以保证日后代代天子皆圣明。故此长此以往下去，久后庙堂之上必然小人当道。而到了这个地步，亦就国将不国，离灭亡不远了。”
裴矩的话说到底，就是“人治”与“法治”之争。而即使到了后世的现代社会，社会上始终仍是“人治”大于“法治”，像杨素这种人虽然在中枢已经逐渐少见，但在地方上却反而更加猖獗起来，虽屡经打击而不止。所以裴矩这番话虽然有些虚，但杨昭也颇有同感。他点点头，道：“假若朝廷建立一套选拔机制，任用人才先注重德行，规定有才无德者不得出仕，裴大人以为如何？”
裴矩冷笑道：“殿下所说，乃是儒家的陈腔滥调而已。自汉武帝独尊儒学以来，政治权力的纷争、魏晋的兴亡递嬗，事实上是儒家豪族与非儒家寒门的胜败问题。儒家豪族遵行君臣、父子之道，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必须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所谓孝友礼法。而修身治家的道德方法，亦适用于治国平天下。名教之大者莫若君臣，孝于亲才能终于君。当这种看法被采用于人材的甄选上，便成征辟制度，能否入仕，全看豪族依名教标准来举荐，变为豪族间的游戏，把非儒家寒门完全排斥于外。当这种选任方武展至极端，便成晋室的九品中正制，高门与寒门的阻隔对立愈演愈烈，矛盾丛生。终于演变成过去三百多年间南北分裂，天下大乱的局面，可见以儒家治国，根本就是缘木求鱼。”
杨昭摇头道：“裴大人所讲，未免略嫌偏激了。当年秦依仗法家帮助而统一六国，却因为严刑峻法过于苛刻，使百姓无法忍受，最终也只是两世而亡。汉朝建立后用黄老之术，无为而治，使国家休养生息，但最后也必须等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才能兴兵消灭北疆匈奴。可见儒家占据正统之位，诸子百家皆不能及。虽然有许多弊端，总也有种种不可抹杀之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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