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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帝曹丕在雄才大略方面的确远逊其父，他接手的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摊子，开局也不错，但后来这几脚越踢越不怎么样了，在对孙吴方面反而让对方占了上风。
天下已成三分，一大两小，但大也有大的难处。仗打得实在太久了，官渡之战那时候出生的人，到黄初年间都早已娶妻生子了，战争对一切都产生了严重的破坏力，人口锐减，经济状况更是一塌糊涂，小户人家消耗不起，大户人家过起日子更难，曹魏占的地盘大，包袱也更重。
早在称帝后的第二年，曹丕下令改许县为许昌，立长安、谯县、许昌、邺县、洛阳为五都。对一个国家来说，同时有两个首都尚且诸多不便，五个首都同时存在，这在古今中外都是罕见的。有人认为曹魏真正的首都是洛阳，其他四个地方类似于“陪都”。的确，曹丕称帝后多次临幸谯县、许昌等地，但都是短暂居住或停留，大部分时间其实还在洛阳。
那么，洛阳之外设行宫即可，为什么特别明确“五都”呢？这在另一项诏令里或许可以找到答案。曹丕在明确“五都”的同时，还在另外五个地方立下了石表，分别是：西边的宜阳，北边的太行，东北边的阳平，南面的鲁阳，东面的郯县。这五个地方如果连接起来，刚好在曹魏的控制区里构成了一个核心区。
宜阳在弘农郡，位于洛阳以西今豫陕交界一带；太行即今太行山，古人认为此山居天下之中，秦汉时常以此山为地理坐标，有山南、山北、山东、山西之说；阳平不是汉中的阳平关，而是不久前刚刚设立的阳平郡，曹丕大概觉得邺县所在的魏郡太大了，就把该郡的东部分出设为阳平郡，治所在馆陶，即今河北省馆陶县，把西部分出设为广平郡，治所在曲梁，即今河北省邯郸市的东北；鲁阳是南阳郡的鲁阳县，袁术在南阳时长期以此为大本营；郯县在徐州刺史部，当年在此发生过著名的郯城保卫战。
曹丕下诏，该核心区称为“中都之地”，是朝廷建设和防卫的重点地区，核心区以外的人如果想内迁给予鼓励，各郡县都不得阻拦，该项政策为期五年，五年期满后又有增加。
这是一项收缩战略，原因是各地人口都在锐减，人力资源已经出现了严重短缺，摊子铺得太大不如集中起来。不过按照这个战略，宛县、襄阳、合肥等战略要点都不在核心区域内，曹魏的攻势有向守势转化的趋向。
洛阳是曹丕建设的重点，曹丕调新成立的阳平郡太守司马芝为河南尹，专门负责洛阳重建工作。
司马芝字子华，他也是河内郡温县人，但不在“司马八达”之列，跟司马懿虽同族，论起来却比司马懿长一辈。在曹魏官场上司马芝的资历也比司马懿老得多，他早年曾携母亲避难荆州，曹操平定荆州后发现他是个人才，就让他当了县令，他为人正直、难于碰硬、不畏强势，曹操在世时就担任了魏国大理正，负责司法方面的工作。
司马芝就任首都地区的行政长官，继续发扬他爱民、务实、耿直、廉洁的作风，抑制豪强、扶持贫弱，地方治理有一定起色。司马芝还不徇私情，他娶的是名臣董昭的侄女，宫里有人想找司马芝办事，听说他不好说话就托董昭帮忙，但董昭也不敢向司马芝开口。
然而，重建洛阳的困难远比想象的要大，最大的问题是人口，当时洛阳周边十室九空，堂堂曹魏的京城不能建在“无人区”吧？曹丕决定从冀州富庶之地先迁10万户到洛阳周围地区。
之前鼓励大家向核心区迁移，前提是自愿，强制迁移的政策一般很少使用，离乡背井、前途充满未知，即使白给首都户口也没有什么吸引力，政策颁布后果然没多少人愿意来。
曹丕下令强制执行，各有关部门都认为不可，因为这样容易引起民变。曹丕不听，仍然强令推行，侍中辛毗觉得此事很严重，跑过来劝谏。曹丕知道他的来意，故意拉个脸，想让他张不开嘴。
辛毗不管，问曹丕：“只说陛下要大批迁移人口，不知道是怎么考虑的？”曹丕反问道：“先生认为此事不妥吗？”辛毗说：“确实不妥。”曹丕不想跟这个老官僚纠缠：“这个嘛，我不想跟你说。”辛毗不干：“陛下如果认为臣无能，可以把这件事交给有关部门，让大家都来议议。臣所言非私事，是为社稷考虑，怎能迁怒于我？”
曹丕说不过他，站起来就走。想溜？那不行，辛毗跟着就过去了，一把拽住了曹丕的衣服，曹丕气乐了：“佐治，你把我抓得也太紧了吧？”佐治是辛毗的字，辛毗说：“怕你跑了，强制迁移人口有失民心，望陛下收回成命！”争来争去，最后君臣各让一步，迁10万户改为5万户。
除了人口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也有重大举措，曹丕称帝不久即下诏在曹魏统治区内实行实物货币制。
之前说过，汉代通行的货币五铢钱曾被董卓废除，其后天下大乱，分裂割据，货币体系也难以统一，刘备到成都后马上发行了“直百五铢”这样的“大面额”货币，一枚铜钱相当于原来的100枚五铢钱，孙权更有甚之，后来发行了“大泉当千”“大泉五千”，一枚铜钱相当于1000枚和5000枚五铢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