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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三年（239）的正月初一。
这是司马懿第二次受命托孤，按照魏明帝临终的安排，除了他，同时受命托孤的还有武卫将军曹爽。
曹爽是曹真的长子，作为曹氏的第三代，从小就生活在优越的环境中，少年时代便凭宗室的身份可随意出入宫廷，魏明帝继位后让他担任散骑侍郎，后又出任洛阳城城门校尉、武卫将军等，受到重用。
这是一个典型的“官二代”，除了侍卫在天子近前并无在州郡任职的经历，也没有任何野战之功，论年纪、论资历、论功绩都与“托孤大臣”这个身份相差悬殊，难道曹氏宗亲里再也选不出人来了吗？
司马懿也许就有这样的疑问，他长期不在洛阳，近一年来又远在辽东作战，对朝廷里的情况并不知情。他不知道的是，围绕托孤的安排，前一阵朝廷内部曾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他原本并不在托孤大臣之列，后来戏剧性地加了进来。
魏明帝最初确定的托孤大臣是燕王曹宇，他是曹操的儿子、魏明帝的叔父，他的母亲是环夫人，神童曹冲是他同父同母的兄弟。魏明帝少年时代接触的人不多，曹宇是其中之一，二人因此感情很好，魏明帝继位后加封曹宇为燕王。
魏明帝自感来日无多，想任命曹宇为大将军，让他带着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共同辅政，夏侯献是夏侯氏族人，曹肇是曹休之子，秦朗是曹操的继子，这个托孤阵营是清一色的“诸夏侯曹”。
但这个托孤方案最终又被放弃了，一方面是曹宇不愿意干，他性格软弱，在政治上没有野心，只想荣华富贵地过上一辈子，不愿意操心担风险；另一方面也是最关键的，是有人从中搞了破坏。
搞破坏的人是刘放和孙资，他们分别担任中书监和中书令，是中书台的一、二把手，朝廷的秘书局一向是尚书台，魏明帝想进一步抓权，就逐渐以中书台相取代，刘放、孙资这么多年来一直是魏明帝的左右手，参与军机，深得信赖，同时也招致曹肇、夏侯献这些人的忌恨。
有一天，夏侯献看到有只鸡栖身在树上，故意对曹肇说：“你看那只鸡，它们还能蹦跶到哪一天？”这几句话恰巧被刘放、孙资听到了，也许是凑巧听到的，也许是夏侯献故意说给他们二人听的，总之刘放、孙资十分紧张。恰在这时，魏明帝与他们商量燕王不愿意担任大将军一事，魏明帝问他们，燕王是谦虚呢还是真的自感没有这个能力？二人当然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一致认为”燕王不是谦虚，确实难当此任。
魏明帝又问他们谁更合适，二人趁机推荐了曹爽，你一言我一语，把曹爽一通猛夸，魏明帝于是诏见了曹爽，当场就把辅政的事定了下来，并且又明确司马懿共同辅政，这当然也是刘放、孙资“力荐”的结果。
刘放、孙资可能考虑到，曹爽即使辅政，但他的能力相当有限，很容易又跟夏侯献、曹肇他们搞在一起，到时候结果仍然一样，为防止曹氏和夏侯氏独揽大权，必须引入异姓重臣做牵制，而司马懿无疑是最佳人选。多年来魏明帝对刘放、孙资二人一向言听计从，几乎所有重大决策都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于司马懿共同辅政的事，经刘放和孙资左右一“分析”，他估计也深以为是。
曹肇的弟弟曹纂时任大将军司马，听到一些风声，立即向曹宇、曹肇等人通报，几个人觉得不妙，赶紧进宫，但天已经黑了，宫门关闭，刘放、孙资利用掌握的权力吩咐任何人不得入宫，曹肇不甘心，天亮了又去，还是不让进，曹肇越想越害怕，竟然主动跑到廷尉那里请罪。其实也没干啥，既没犯罪又没造反，请的什么罪？说到底是恐惧，觉得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只想保住命、保住富贵，曹家这些子弟，其实只有这点儿出息。
夏侯献后来费了好大的劲见到了魏明帝，再提辅政人选的事，魏明帝说已经定了，你出去吧，夏侯献流泪而出。
但后面还有波澜，魏明帝对曹爽是放心的，但对司马懿实在放心不下，病榻上传出诏令，停止先前所议，刘放、孙资听到消息后第一时间赶来见驾，力主维持原议，经过他们又一番“洗脑”，魏明帝同意了。
刘放、孙资担心再变卦，请魏明帝马上发布诏书，魏明帝当时病情已经比较重了，对他们说：“我现在疲乏已极，回头再写吧！”长期担任秘书的人，性格往往沉稳有余而勇毅不足，尤其在重大时刻到来时容易犹豫，但刘放和孙资不是一般的秘书，他们是秘书中的极品，刘放上前抓住魏明帝的手，手把手地帮着魏明帝勉强写下了诏书，二人立即出宫宣布。除宣布了正式诏书，二人还夹带了“私货”，假传魏明帝的话让燕王曹宇等人今后不得再入宫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