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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去秋来光阴荏苒,转眼间到了万历五年的秋天。这天夜交亥时,一匹快马自宣武门方向驰来,到了纱帽胡同口,马上骑客一捋缰绳,快马两只前蹄顿时腾空。那人趁势跳下马鞍,向一个正好路过此地的路人打听,张大学士府在何处?因这人浓重的南方口音,路人一连听了三遍才弄清楚意思,便向胡同口内一指,答道:“进去百十来步就是。”听说这么近了,那人不再骑马,而是牵着马大步流星走进纱帽胡同。片刻之后,张居正的府邸大门便被这人擂得山响。
此刻,张居正府上客堂里正坐着两位来访的客人。一位是户部尚书王国光,一位是山东巡抚杨本庵。为何这样两个人凑到一块儿来拜访张居正呢?事情还得从一个月前的一份奏章说起。
从万历二年开始,整顿财政一直是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主要内容,从子粒田征税到万历四年开始的驰驿制度的改革,都使朝廷得到了实惠。单说这个驰驿制度,大明开国后,承唐宋朝廷旧制,在全国各地建有数百个驿站。这些驿站负责在职官员的赴任及出差公干的食宿接送,其费用由驿站据实上禀核实报销。而其长年供用的轿马伕役,则就地征派。驿站归兵部管辖,管理驿站的官员叫驿丞,都是八品衔,亦是兵部提名吏部任命。朝廷设立驿站的初衷,本意是为了公务简便,提高办事效率,但演变到后来就成了一种特权。入住驿站者,照例应有兵部发给的勘合作为凭证。为了发放简便,兵部每年给在京各大衙门以及全国各府州衙门配发一定数额的勘合。持此勘合者,不单出门旅行有驿站接待,一路上轿马官船都由驿站供给,临行还由驿站送上一份礼银。如此一来,一纸小小的勘合就成了官场上身份的象征,一些高官大僚当路要人,不但自己享受勘合之便,甚至其家人仆役都能获沾殊荣。因此,近二百多年来,这大明开国定下的驿递制度,已日渐演变成国家财政的重大负担,全国数百座官驿变成了官员们敲诈勒索游饮宴乐的腐败场所。张居正奏明皇上对驿递制度进行了严厉整顿,对勘合的管理严之又严,规定凡因私旅行者一律不准驰驿,违令者严惩。官员们出门在外在官驿中享受惯了,突然不准使用,都深感不便。更重要的是,出一次远门本是官员们捞外快的绝佳机会,如今不但没有“礼金”收入,沿途住客店还得花去一大笔费用,因此引起了不少官员的不满与抵触,甚至有人给皇上写本子,要求废除这个刚刚实施的“驿传之禁”。张居正决不肯通融,他深知整饬纲纪矫治腐败的艰难,于是对敢于违禁者给予严惩。一年多来,因为违反条例使用驿递或骚扰驿站的官员,被他处分了五十几个。最典型的例子有:大理寺卿赵悖郊游,在京南驿吃了一顿招待筵席,被降职一级。按察使汤卿出京公干,要驿站多拨三匹马载其仆役并索要酒食,被连降三级。更甚者,是甘肃巡抚侯东莱的儿子擅自使用驿站,被言官纠弹。甘肃地处北疆前线,侯东莱又是制虏镇边屡建殊功的封疆大吏,因此有不少人替他说情,小皇上也想下旨“薄责之,下不为例”,张居正却坚决不同意,执意革去了侯东莱儿子的官荫。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身边的人更是管束得近于苛刻,他的儿子懋修回江陵参加乡试,张居正让他雇了一头骡子骑着回去。他府上一个仆人外出办事,把驿站的马匹用过一回,他知道后,立即把这仆人绑至锦衣卫治罪,杖一百棍遣回原籍。
常言道“政治当明其号令,法令严执,不言而威”,由于张居正善用刑典,且完全不徇私情,一个烂了二百多年的驿递制度,竟被他用一年的时间治理得秩序井然。不仅矫正了官员们据此而营私的痼弊,而且一年还能为朝廷省下一百多万两银子。
由于连续做成了几件大事,再加之深得李太后和冯保的信任,张居正现在成了大明开国以来最有权势的首辅。在他的治理下,不但吏治清明,国家财政也彻底摆脱了困境。但他知道,近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弊政,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内全部芟除。民瘼轻重,吏弊深浅,钱粮多寡,强宗有无,诸多国事张居正都铭记于心,一旦发现问题,便及时纠察处理,决不肯拖延半日。
却说上个月,户科给事中温加礼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章,弹劾山东巡抚杨本庵征税不力。隆庆年间,山东一直是粮税大省,可是自万历二年之后,山东上交国库的税银虽略有增加,但其在全国的排名却由第五掉到了第十一名。而原来远远落在后面的如山西、湖广等省却晋升为前八名。山东沃野千里,且近漕河灌溉之便,经过子粒田征课等措施后,为何税赋却不能大幅增收?温加礼便把这责任归咎于杨本庵。
张居正收到从小皇上那里转来的这份奏章后,极为重视,吩咐手下把王国光召来会揖此事。其实,在读到这份弹劾本子之前,王国光就已经注意到山东的问题。当年,王国光与杨本庵同在山西为官,王为抚台,杨为学政。因此王国光深知杨本庵的为人,做事丁是丁卯是卯决没有半点含糊,而且进取心也强。说他玩忽职守懈怠政务,于情理上说不过去。王国光猜想杨本庵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便建议张居正把杨本庵召进京城当面询问。张居正也觉得派人前往调查再等他回来禀报,既费时,还不一定可靠,遂听从王国光的建议,往山东抚衙发了一道加急咨文。杨本庵收到函件,焉敢怠慢,即刻束装北上,他今天下午到京,先去户部拜访了老朋友王国光,然后随王国光连夜来到张居正的府中。
杨本庵担任山西学政时,张居正在礼部尚书任上,还是隆庆二年京城会试的主考官,因此两人并不陌生,但也没有私交。杨本庵这是第一次登张居正的家门。他本是有心人,一看这客堂明窗净几,处处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就知道主人的心性,对卑鄙龌龊藏污纳垢之事天生反感。张居正自当首辅后,为避嫌疑,极少在家会见官员,但他知道杨本庵是王国光的朋友,故给了他一回面子。
茶过三巡,寒暄过后,张居正开口问道:“杨大人,户科给事中温加礼弹劾你的本子,想必你已看到。”
“下官动身进京之前就收到这道弹劾本子的副本,”杨本庵一谈正事儿就挺直了身子,他看了看王国光,又补充道,“而且,稍后的邸报中,也将这本子全文刊登了出来。”
“温加礼说的可有道理?”
“事实是真的。”
“那什么是假的?”张居正逮住话缝儿问。
“说下官玩忽职守、政务懈怠,这一条是假的。”
“为何不见你的辩疏上来?”
“首辅大人紧急咨文让下官火速赴京,所以就搁下了,而且,这辩疏下官也无从落笔。”
“为何?”
“唉,下官真是有难言之隐啊!”
杨本庵表现出一脸的无奈,两人一开始谈话就弄得气氛很紧张。王国光担心老朋友会错过这次替自己辩解的好机会,便一旁撺掇道:
“中明兄,你有何难处,正可对首辅当面讲清楚,省得让人过话,说走了样儿。”
杨本庵明白王国光的用意,他沉吟了一会儿,缓缓言道:“下官出抚山东三年,何不想扩大赋税做出政绩来,该增的税都增了,普通纳税农户十之八九都照额缴付税银,基本上没有拖欠现象发生,在老百姓身上再挖潜力,那就不是扩大税源,而是搜刮民脂民膏了。”
“谁让你杨本庵搜刮民脂民膏了,嗯?”张居正一拍茶几,怒气冲冲斥道,“山西湖广等省赋税大幅增加,难道都是搜刮民脂民膏?这些省的抚台,未必都是酷吏?”
“中明兄,你对首辅,怎好如此说话?”王国光也急了,赶紧打圆场。
杨本庵躲过张居正咄咄逼人的目光,也不为方才的话辩解,继续言道:
“下官实不想在安分守己的老百姓身上再打主意,只要首辅大人能帮下官搬开压在头上的两座大山,则山东赋税,还可增加一半。”
“哦?”张居正陡然挺起身子,敛了怒容,急切地问,“请问哪两座大山?”
“一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衍圣公孔尚贤,另一个是第七代阳武侯薛汴。”
一听这两个名字,张居正心里咯噔了一下。作为当朝首辅,他不一定对全国各地的势豪大户都了如指掌,但是,对孔尚贤与薛汴两人,他却并不陌生。却说孔子被列为“大成至圣先师”入文庙祭祠以来,这位圣人的直接后裔便被洪武皇帝册封为“衍圣公”。这一名爵世代世袭。如今的衍圣公孔尚贤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另一个薛汴,是成祖皇帝的靖难功臣薛禄的七世孙。成祖登基后,封薛禄为世袭阳武侯,其封地在山东。薛家在山东经营了七代,其势力也是可想而知。
“这两人怎么了?”张居正问。
“衍圣公与阳武侯,在山东的势豪大户中,可谓是拔山扛鼎的人物。”杨本庵并不是糊涂官,论及地方上的事情,便恢复了他作为封疆大吏的自信,“但这两人在地方上作威作福,抚衙奈何他们不得。先说衍圣公孔尚贤,在曲阜地方拥有大量的族人佃户。朝廷规定衍圣公每年进京朝贡面圣一次,这孔尚贤趁此机会,让族人佃户替他准备礼品与盘缠,滥加科派。而且,每次进京,对沿途百姓大肆骚扰,所过之处,如同遭到强盗洗劫一般,府县衙门若稍加制止,则受他百般呵斥。如此盘剥还不算,这位衍圣公还把沿途搜刮的货物带到北京贩卖。每年来京一次,总得淹留数月,直到货物卖完才启程返乡。孔子当年周游各国,游说礼教,惶惶如丧家之犬,却不料他的后代子孙如孔尚贤者,竟鱼肉百姓百般敛财,已成地方一大公害。再说阳武侯薛汴,他的先祖是靖难功臣,受封后定居山东,成祖皇帝赐给他的田地有数百顷。但是,历六世之后,到了薛汴手下,这数百顷的子粒田只是薛家财富极小的一部分。一百多年来,薛家不断添置购买土地,如今拥有的田地大约有数百万亩。按朝廷旧制,皇上赏赐的子粒田免征赋税。薛家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兼并那么多田亩,这么多年没交一丝一毫的赋税。今年虽然皇上颁旨给子粒田征收薄税,但薛家田地十有八九不在子粒田数额之内,他所交税项,只是九牛一毛。由于有这两个人挡道,虽然朝廷施行了大得民心且又能增收税赋的举措,但在山东却收效甚微。”
杨本庵一番陈词,张居正与王国光两人都听得瞠目结舌。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当政不知行事难。张居正设身处地为杨本庵一想,不禁为自己方才的急躁而略有后悔。这时,只听得王国光说道:
“中明兄,你方才这番讲述,不谷听了怵目惊心。只是有一件事咱还弄不明白,你说到衍圣公孔尚贤的问题,是他行为不端巧意敛财,这跟赋税有何关系?”
“只怪下官没有说清楚,”杨本庵歉意地一笑,又补充道,“孔尚贤大量的财富,就来自于本该是朝廷收取的赋税。”
“此话怎讲?”
“一些刁民为了躲避交税,自愿把田地交给孔尚贤管理。农户变成无田户,一经核实后就不用交税。而孔尚贤当了名义上的田主,农户交薄租给他。把田租交给他,当然,这田租所纳数额比交给朝廷的要少,不然,农户们也不会玩这种‘寄田’的伎俩。因孔尚贤有免交田税的特权,所以每年吃这种‘寄田’的租米,也是财源滚滚。”
“真是敛财有方啊!”张居正咬着牙,恨恨地骂了一句,“孔尚贤与薛汴如此劣迹斑斑,合省缙绅安能不反?”
“反什么呀,”杨本庵苦笑了笑,“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些势豪大户,正好仿效他们。”
“各级衙门呢?”
“衙门说到底,只能管老百姓,这些势豪大户,个个椅子背后都有人,得罪不起啊!”
“岂有此理!”张居正霍然站起,下意识地捋了捋飘然长须,嚷道,“新皇上都登基五年了,天底下竟然还有这样的怪事,真把人气煞!”
“是啊,祖宗留下来的陋政,莫过于赐田。”王国光也气恼地应声说道,“不法缙绅钻朝廷的空子,使赋税大量流失,如今财富既不在国,也不在民,都被这些凤子龙孙鲸吞净尽。叔大兄,为了能让子粒田征税,你费尽心血,可是,和这些缙绅大户非法占有的田地相比,子粒田加征的这一点税银,又算得了什么?”
张居正沉重地点点头,叹道:“政治不明,小人乘隙;弊政不除,宰辅之过。杨本庵!”
“下官在!”
杨本庵赶紧站起来,张居正朝他走了两步,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问道:
“你今天所言之事,是否全都凿实?”
“全都是事实,下官敢用脑袋担保。”
“好,你明天立即给皇上写一道辩疏,力陈山东赋税收缴不力的原因。”
“这……下官遵示。”
“还有,不谷问你,此一弊政根治之法在哪里?”
“惩治这些不法权贵。”
“这有何用?”张居正一声冷笑,“自周文王起,历朝历代对不法权贵都痛加惩治,可是,这不法权贵倒像是癞皮狗身上的虱子,是越捉越多。”
“那……”
杨本庵语塞。张居正又转头问王国光,“汝观兄,对山东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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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事,你有何高见?”
游七脸色苍白,嘴唇抖动着不敢说话,只把随他进来的一位汉子朝前推了推。
“你是谁?”张居正问。
“这样的事不只是山东,如果认真纠察,恐怕每个省都能找出案例。”
“是啊,因此不谷想了一个根治之策。”
“啊?”王国光眼睛一亮,“请首辅明示。”
张居正伸出两个指头,斩钉截铁言道:“就两个字,清田!”
“清田?”
王国光与杨本庵两人都一同叫了起来。
“对,在全国开展清丈田地,所有缙绅大户是重点清查对象,一俟查出,立即追缴所逃全部赋税。”
“好哇,”王国光一下子振奋起来,旋即又担心地说,“首辅,如此一来,你可是与天下所有的缙绅大户为敌,这后果你想过没有?”
“不谷早就说过,为朝廷、为天下苍生计,我张居正早就做好了毁家殉国的准备。虽陷阱满路,众箭攒体,又有何惧?惟其如此,方能办得成一两件事体。”
作为挚友,王国光多次听到过张居正这种心志的表述,但杨本庵却是第一次亲耳听到当朝宰辅为国事如此不计个人安危,眼眶里顿时噙了两泡热泪,他激动地说:
“首辅,你既下定决心,下官在此主动请缨,清丈田地,就从咱山东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