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早已经联系了一个广州的中间人,把煤精玉贩卖到香港去,能够为矿场赚来大把的真金白银。他知道文化馆是个穷地方,我精打细算的去花县里给拨的一年两万块的经费,每年也抢不回多少老门窗、老家具。只要我帮他办成一件事,他每年从矿场给文化馆捐二十万的经费过来,我用在哪里,他也绝不过问。”
“老常,我那会儿也是鬼迷了心窍,经常看到老门窗、老家具被村民劈了当柴烧,而外地的文物贩子成车成车的把收来的老物件运走,谁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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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谁知道他们给贩哪去了?一件老东西离开了他出现的地方,以后我们不知要花多少时间,多少精力来重新考证它,寻找它。我心里疼,心里急啊,这一年二十万的经费,能干的事情太多了。于是就问戴矿长,到底帮他什么忙。”
“戴矿长的要求非常的简单,让我以老师的身份,去劝说安书记,大事化小,隐瞒矿难的事实,批复成家岭矿正式投产,同时因为我是广灵县的老人,持反对意见的几个县常委都对我比较尊重,要我一个一个去劝说。”
“我当时不敢答应,心里很矛盾。戴矿长又向我保证,出事的矿井他一定给封了,另外找个地方开新井,而且在生产安全设备上绝不省钱,保证不再出现安全事故。他又开导我,他这么做,也是对安书记的保护,他一个挂职干部,在地方上出了差错,前途尽毁,不如大家都隐瞒下来,各得其所,矿场有了收益,财政税收自然上去了,又增加了工作岗位,搞活了地方经济,这都是政绩。要发展,怎么会没有意外?哪有不死人的?哎,我当时觉得戴矿长方方面面都考虑的很周全,主要还是一年那二十万块钱,就同意了。一念之差,就成了心里永远悬着的大石头。”
“后来,我就按戴矿长给我说的,去劝了安书记。估计安书记一方面照顾我的颜面,毕竟我从来没向他开过口,求过人,另一方面,戴矿长也一定还托了其他人,安书记也不好把县里的实权派都得罪完,于是,这个事故如戴矿长所愿,被掩盖了下来。”
“不过,戴矿长还是个言出必行的人,他封了出事的试验井,往北又选了个地方开矿,就是现如今的十七号井。他也确实花大价钱买了各种先进的矿山安全设备,所以快八年了,从没出过任何的安全事故,九六年矿上改制,戴矿长毫无悬念的从生产主任被聘为了真正的矿长。”
“我那文史馆的经费他每年春节后都给我拨过来,六七年了,没一次拖欠,没一次少给,九四年安书记就调去了江苏,我和他之间,都是口头承诺,没有文字契约,他随便找个理由不给,我又能怎么样?但这些年,钱从来没断过,可以说,你们在文史馆里看到的家当,有一大半是戴矿长给保下来的。”
“但是,也不知为什么,从十七号矿打井开始,我心里就一直不踏实,总觉得类似的事还会再发生,平时工作不太忙,就抽了些时间研究成家岭矿,研究成家岭矿发生的业火到底是什么,所以你们找来时,很多资料都是现成的。但很抱歉,我一直都很犹豫,没把全部情况告诉你们,直到刚才老常你说矿上又烧死了两个人,连陈医生也没幸免,我才下定决心。”
听齐馆长断断续续的讲完矿上曲折的故事,我们已经在车里抽掉了半包烟,我把车窗摇下一些,清新却凛冽的寒风,直吹进来,让我的困意全无。齐馆长的话,的确解开了我之前的很多困惑,本不相关的线索串在了一起,但我也能感觉到,如业火般忽隐忽现的真相,其实齐馆长也所知甚少。
“老齐,听你的描述,这戴矿长还是个重信守诺,仗义有志的人?”我又旁敲侧击的问了一句。
“可以这么讲,如果不问办事的手段和心机,那戴矿长的品行本来也无可指摘。可佛经里说,恶业一念,毁一世善行,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自我安慰,我当年昧心成全戴矿长,不为私利,保留下来的是文史馆整整两院子的历史文物,我应该无愧那个善意的谎言,但显然,一步错,步步错,拆东墙补西墙并不能祛除内心的原罪,这也是我坚持跟你们进矿的真实原因。”齐馆长说道动情处,不禁有些哽咽。
我拍拍他的手,“老齐,未必有你想得那么严重,人本沧海一粟,与万物更始相比,我们的能力实在不值一提,当年你未必可以制止事情的发生,同样,事情如此,未尝不是天命使然,人们常说,上了年纪,反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求的只是个心安,我却觉得,真这样做了,未必就有这份心安,我们所做的都是内心的指引,无所谓对错,只是早晚。”
(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孟子?尽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