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困扰南京朝廷的一个重大问题，毕竟这些土地，已经被其他人耕种多年，中间甚至出现了几次转卖，想要一刀切，全部收回，必然引起民愤，但士绅作为抗清的主要力量，以及大明朝的统治阶层，朝廷也不能说，让他们抛家舍业的抗清之后，连原本属于他们的资产都拿不回来。
衡阳王氏本身就是湖广豪族，大地主，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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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王彦的出身决定了他代表着士绅的利益，所以在光复南京之后，南京朝廷便在光复之地，从新清查，将满清所发地契一律作废，由南京朝廷从新发放，并借机清丈土地，收回一部分投靠满清士绅名下的土地，还给持有地契的抗清士绅。
对于被流民散户种植的土地，则搁置暂议。
朝廷维护了抗清士绅的利益，但对于宗藩的封地，却一直未做任何处理，这便使得不少宗藩大为不满，不少人便凭借着皇族的身份，回到封地开始自行收地征粮，结果引发激烈的冲突。
小民图利，而且有些宗室封地，几年没人种，已经荒废，小民从新开垦，花了力气，早当成了自家的地，哪里愿意宗室收回去。
从法理上讲，这些地属于宗室，就像士绅的地属于士绅一样，不能说主人逃了，家产放在那里，被谁占了，就是谁的了。这便没了法度，社会也就没了稳定的基础。
可法理也并不是说就有道理，明朝宗室不为朝廷天下作出贡献，却享有那么多土地和权利，显然对于整个天下，没有益处，那就是不合理，法就需要改。
治国以来，王彦也有领悟，整个天下，统治阶级要享受特权，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但是这个特权得有度，统治阶层享受的特权越多，庶民的负担就越重，而当着个度超过了庶民的承受能力之后，李自成、张献忠之辈，便会蜂起。
所以统治阶层要拿捏好这个度，不能超过，那么就要看统治阶层，在这个度内，如何去分配这个利益，而在明朝，宗室无疑是占了大头。
有人说士绅不是东西，确实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明朝每三年才取进士三百多人，明朝二百七十余年，所取举人总数不过八万人左右，而明末宗室人数却是二十多万人，宗室分得的利益，比士绅要多得多。
明朝士绅有没有特权，自然是有，士绅不纳税，但这个不纳税，不是真的不交税，而是中了功名之后，有一定的限免额度，只是每个王朝后期，都面临官僚集团腐化，相互勾结的现象，限免的只是小头，大头是被隐瞒和未上报的土地，这是吏治腐败的问题，而不是士绅有特权的问题。
历朝历代，士绅都是有特权的，宋朝士绅也有限免，也有特权，没特权谁考功名，谁治理国家，谁会说“书中自有黄金屋”。
岳飞出身于普通农家，做官之后，家中两千多亩土地，一下成为大地主，韩世忠更是有几万亩地，但宋朝运转却比较正常，这是统治阶层享受的特权，在这个尺度之内，宋又没有明朝宗室这个大包袱。
明朝的现实就是，朱家没有给干活的士绅阶层足够的利益，官员俸禄少的可怜，宗室站了绝大多数好处，却又不做贡献，士绅便突破这个度，将负担转给了庶民。
至于后世吹嘘满清的官绅一体纳粮，其实也没什么可吹嘘的，不要忘了满清的八旗和王族，满清不过是拿走汉族士绅的利益，去养几十万满人，八旗，创建他们的盛世而已，而拿走了汉族官绅的好处，那士绅为什么还要当官，“贪”嘛，最后官绅还是将负担转给了庶民，否则哪里来的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此时，摆在整个南京朝廷面前的饼就只有那么大，王彦肯定要给治理国家的官绅，而不是毫无贡献的宗室，他铁定是不能为宗室收回封地，否则士绅占一块，宗室再占一块，那庶民又该反了。
王彦沉吟一阵，挥手让几人先不要争，然后对朱存枢说道：“朝廷今岁要提高官员俸禄，今后财政支出必然增长，宗室想要占据大片封地，不向朝廷纳税，肯定是行不通。孤今天就给宗室一个说法，朝廷有迁藩的权利，这次不仅要迁藩，还要收税。那个在浙江打死人的越藩旁支，宗人府要贬为庶民，然后交三法司会审，当然闹事的百姓，也要抓起来一同查办，朝廷不会袒护任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