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天下幅员辽阔，东西南北，由无数的州府县所构成。这其中，既有如北京、南京、杭州、扬州这样的大城大埠，也有蓟辽宣大这样位置极其要紧的边防要镇。但更多的，却是那些最普通不过的小城小县，在平日的朝廷奏疏里，这些小城小县并不为人所知，甚至在君臣之间的对话里都听不到它们的名字。
播州，就是这么一个极其不起眼，被朝廷上下官员所忽略的小城。而且因为其位处西南边陲之地，本身又极其的贫穷，交税也不是太多之故，就更不为人所知了。唯一记录在案的，只有短短的几行字，以及提到这是一座自汉唐以来就被朝廷所掌握的羁縻州。
何为羁縻州？其实说白了就是后世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州中的政务财务皆由州民自己决定，只要按时缴纳朝廷规定的并不是太多的各项税款，同时肯服从王化，则可与朝廷相安无事。
虽然再明以后朝廷也没少往这样的羁縻州派送流官，以试图将这些处于大明版图之中，却又有些独立王国意味的州县彻底掌握在自己手里——毕竟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但其成效却很不起眼。
因为这些羁縻州内的一切大权在上千年来都由一个家族所掌握，当地的百姓——无论是汉是其他民族——都已习惯了这样的管理，往往对朝廷派去的官府不屑一顾，出了事也只管听从当地官长的调遣，而这些人，有个称谓唤作土司，当然，这个土司和后世的那些面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其实何止是百姓，就是那些被派往羁縻州任职的流官——这是一个和土司相对应的称呼，因为他们是由朝廷派遣任命，且有一定任期，是流动的，故称为流官——也早习惯了自己在当地完全被忽略的现状，更没有想要改变这一切的想法。
会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既因为当地复杂的民情，让流官在羁縻州县内几乎施展不开任何手脚，更因为那些土司手上往往握有极大的权力，甚至是私兵，一旦真与土司对立，流官的下场可就不光是丢官的事情了，甚至可能因此送了性命。
正是因为有之前那些官员血的教训摆在那儿，导致后来之人再不敢轻越雷池半步，哪怕只是在当地作个唯唯诺诺的木偶泥塑，也总比死在这儿要好。
如此，就有人要问了，既然这些羁縻州里的土司如此不把朝廷放在眼里，为何朝廷不派大军把他们都给剿了呢？
答案很简单，只有四个字，得不偿失。这些羁縻州因为地处边远，往往比中原、江南等富庶之所要穷困许多，而且其中道路也极度崎岖，有些更藏于深山之中，光是进出已很困难，更别提挥大军而入了。
倘若朝廷真铁了心要攻打这些地方，无论是人马的调动，还是粮草辎重的运输都是一笔天文数字。而即便真能打下这些地方来，所获得的好处也极其有限。另外，在打下之后，因为当地多其他民族百姓，很难用原来的那套办法来管理，最终可能只得使用之前土司的那一套方法，那这打与不打就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了。
其实，在大明朝初期，洪武永乐年间，朝廷确实曾几次出兵攻打西南诸多土司领地，但几番大战下来，却发现这做法只是浪费人力国力，却根本无法真正掌握这些地方，所以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
另外，在被朝廷不断打击之下，那些地方土司也学乖了，不再如以往般自高自大，不把朝廷的政令当一回事。于是在他们至少表面上变得恭顺，且以大明臣属自称之后，朝廷便也再没有再对他们用兵，任得他们在当地关着门做土皇帝，只要每年把该交的税上交即可。
如此一来，对那些手握当地大权的土司们来说自然是大有好处的，却苦了那些最底层的平常百姓。因为这些羁縻州县与朝廷的特殊关系，导致这些州县是无法和其他一般州县般发展的，即便出了灾荒，他们肩头的担子并不会因此减低，甚至会比过去更重些。
而这样一来的结果，就是这些羁縻州县看着比别处更显穷困窘迫，百姓们无论衣食住行都远不如其他地方，许多城里的民居，其破损和低小甚至连寻常地方的乞丐都有所不如。
播州城，就是这么一处羁縻州，城池既小且破，在月色的映照更显得有些凄惨与可怜。
当然，凡事都有其例外的地方，在播州满是矮小破旧，犹如窑洞一般的民居之中，却立着一处极其豪奢的深宅大院，其院落之气派，直逼寻常的王公府邸，不但雕梁画栋极尽奢华之能事，而且足有十多进之深，占地之大，几乎占据了整座州城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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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如此扎眼的，犹如城堡般的大宅院，正是如今播州，也是整个四川一省最大的土司家族，杨家的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