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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杨震顿了一下后道：“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员，就连自己作战区域内孰重孰轻，哪一个方向是重点都没有看出来，我要他干什么？眼光的开阔与否，是决定一名指挥员最终成长轨迹的关键所在。他杜开山眼光这么狭窄和偏执，我怎么还能交给他更重的担子？”
“我们现在对手的确只是一支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恐怕已经蹦跶不了几年的军队。战略眼光的长远与否，短时间之内这并不是一个太过于关键与急迫的事情。只是两位老总，很多东西都是要一点点的去积累和体验、累积的。”
“但我们未来还会有新对手的，甚至就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新对手也许会比日本人更加强大。作为一名指挥员，尤其是高级指挥员，视线如果不够开阔，只盯着眼睛里面的那盘菜，考虑的不够全面那是要误大事的。”
“两位老总，他杜开山是一个纵队司令员，或是一个师长这么做我不会生气。因为这是所处的位置，决定他们的战略眼光会有一定的局限性。站多高、望多远，这不是一句空话，不是说屁股决定脑袋嘛。”
“但是他杜开山是抗联仅有的几名兵团级，甚至在重庆方面可以说战区一级的军事指挥员，这么做他就是不合格。战术上一些的失误我可以接受，但是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员，在战略部署上眼光出现了问题，那我就无法原谅他。”
“的确，抗联目前虽说组建了纵队一级作为管理机构，但是还是以师为主要作战建制单位，也是以师一级为合成作战基础单位。这是比较符合我国的大部分国土的地形，以及周边国家地形作战特点的。”
“师一级的部队作战能力强，整个部队应变以及灵活性，远比将合成部队的基础放在军一级，我认为更适合一些。所以我们组建的纵队一级并非是作战指挥机构，只是部队管理机构，更没有明确设立兵团一级的建制。”
“我们现在采取的是在战时组建方向指挥部，战后便即撤销的指挥体系。这样部队的指挥机构灵活多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大大的加强。同时部队的编制，也可以根据形势的发展与变化随时进行调整。”
“也就是平时的部队管理和训练，与战时的指挥体系分开的办法。在训练和装备上，则采取一视同仁，部队素质尽可能的拉平。到了战时还是以师为建制，分别配备给各个方向指挥部作战。”
“原来的纵队司令员和政委，在战时则直接成为指挥部的党委和编制成员。如果战时某一方向，需要两个或是更多的师协同作战，那么会单独派出原来纵队的军政指挥员，负责该方向协调、指挥作战。”
“之所以设置如此的作战指挥模式，因为我很讨厌重庆的那种机构重叠，将本应该层次简单的指挥体系，反倒是搞的异常复杂。更讨厌那种因人设位的做法，几个派系就设置几个副司令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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