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他看来，杨怀犀自称师承蒋渡余，说不定是当初为了获取信重的杜撰，蒋渡余门生之中，眼下仍有不少在朝为官，贺湛、王宁致更是前程似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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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似锦的才俊，若要知道有杨怀犀这么个同门，为何没有主动结识交近？仅凭空口之辞，那晋王妃虽说是女流之辈，既能治政，足证智谋城府的确强于普通，如何会因“同门”二字便对杨怀犀信任不疑？
但杨怀犀对于蜀王而言已成“鸡肋”，留在身边无用，弃杀又无必要，故而才纳谏用作尝试，虽说素来与杨怀犀有隙的谋士，也曾提醒蜀王应当扣留其妻儿以为人质，防范其背主求荣，蜀王却置之一笑：“杨公虽迂腐保守，倒并非愚昧短见之流，岂会当真投靠晋王妃一介女流之辈弃子之用？难道他会认为太后因对晋王妃器重，便助晋王烨夺位不成？再者本王虽说不才，一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杨公甘愿以身犯险潜入晋阳，助我大业，我怎能反而扣他妻小为质要胁防范，这样行为，岂非大寒忠良之心？”
一番场面话引来诸多僚客连声赞叹“殿下仁义”，实则蜀王自信他为明主杨怀犀绝不至于改投晋王妃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根本不惧杨怀犀会背叛出卖。
虽说杨怀犀一度作为蜀王予以信重的第一谋士，知悉不少机密，可蜀王眼下已经并不需要再向太后隐瞒他的野心，无论有无杨怀犀告密，他与韦太后之间的生死之战都是在所难免，杨怀犀手上并没有掌握确凿证据，提供给韦太后将蜀王名正言顺地问罪处刑，蜀王哪需忌惧杨怀犀出卖，倒是任由他举家投往晋阳，进一步成全“礼贤下士”“用人不疑”的美名，吸引更多贤良心向，尤其是那些正统派，蜀王声誉越佳，才越能让他们相信蜀王虽为天子生父，却绝不会效仿韦太后专政覇权，操控天子如傀儡。
正因为蜀王原本对杨怀犀成功取信晋王妃并没有多少指望，得知其竟然计成，颇觉奇异，不过看完杨怀犀那封密报，疑心方才彻底打消了。
原来杨怀犀在信中，是这样一套说法——
得知广阳事急，晋王妃亲往坐镇防止疫情扩散，杨怀犀坚信这是一个绝佳时机，故主动随往，佯作为防治疫情尽绵薄之力，一来可就近掌握时势发展，倘若苇泽关失守晋王妃无力回天，及时书告蜀王发动弹劾，彻底铲除晋王系斩韦太后一条臂膀；倘若晋王妃力挽狂澜，他便恃机取信。
结果自然有违杨怀犀“心愿”，故而决定依后计而行。
杨怀犀的计划，是通过韦纹向晋王妃举荐，先赞诩他不辞辛劳不惧疠疫救助广阳百姓的功德，当与晋王妃面见，杨怀犀再“无意之间”泄露其曾师承蒋渡余，起初也还顺利，哪曾想晋王妃竟然早早知获杨怀犀曾为蜀王谋士，当面拆穿他不怀好意，杨怀犀无奈，只好承认为蜀王安插，却因饱受冷落，故存改投明主之意，晋王妃当然不至于相信他这套说辞，许是还存着刺探蜀王系机密的心思，并未痛下杀手，佯作信任，实际却是将他软禁起来。
杨怀犀以为，他倘若不说出蜀王系一二机密，不足以取信晋王妃，绞尽脑汁，想起还在晋阳时听说晋王妃捕获一名细作的事，灵机一动认为可以利用。
故而便将蜀王暗助东瀛敌间的事交待出来，提醒王妃那员敌间或许来自东瀛。
信中写道：“愚之陋见，晋王妃确乃谨慎之人，纵然知悉殿下此桩机密，无凭无据，仅靠愚空口一说，自不会如此轻率上报太后问罪于殿下，愚根本不料东瀛志能便竟会如此轻易落网，更不料落网后竟然不曾立即服毒，却当晋王妃拆穿愚曾辅佐殿下后，惊觉贺湛绝非与晋王妃只因亲友之谊而力主新政，殿下试想，晋王妃若无抱负，怎会授意贺湛暗察愚之行踪，关注殿下僚客谋士？愚虽曾蒙名师教诲，然则不及入仕更无声名，连太后都疏忽愚等区区之徒，晋王妃谙知愚之身份，虽必定源于贺湛，何需如此小心戒备？晋王妃虽对愚设防，太后却无知无闻，殿下细想，岂不证明晋王妃绝非愚忠太后？此等要秘，愚理当立即报知殿下，然若不能取信晋王妃，不得自由，怎能如愿？故三思之后，方才泄露在愚看来不算要紧所谓机密。”
哪里想到，晋王妃听了杨怀犀一番话后，确信敌间就是东瀛志能便，怀疑广阳疫情乃突厥指使东瀛人投放疫毒，未及审讯那敌间，便传扬告知百姓，称被捕者听说疫情已经得到控制，苇泽关又得不失，绝望之余，将罪行招供。
更没想到，那敌间还真是个志能便的十人首，甚至还是贪生怕死之徒，被当众押入广阳，自知在劫难逃，惊怕之余，被晋王妃诈供得逞，真把同伙一一交待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