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我就有了更进一步将时间和期限拖上一拖的理由和借口了，起码拖到天气凉爽一些，瘟疫传播力有所减少，也更适宜行军的初秋，乃至想办法完成周边地区的秋收后再上路。
当然了，经过籍以淮东转运使曾华之手，用珠宝字画古玩等价值不菲的物件，与前来传召并且将留下一段时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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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这位大使臣，一番爱好兴趣上沟通和交流之后，我也终于得到一个间接的口风和底限。
说是监国那里考虑到淮东的现实困难和条件有限，可以打个折扣先筹出一半来，在短期内尽快输送到亟内以应军前之急，至于剩下的部分可以慢慢的打算和收集。
而参战的准备时间亦是同理，按照这位大使臣的口风，前方缺乏的其实不是军额，而是火器带来的打击力度和杀伤效能，以及相应的民夫劳役；因此淮东三军至少也要有一半先行参战，而民夫也要随同物资尽快解送过去。
这就是所谓的“国事权急而恩从上出”的基本道理。
一遍大肆加官进爵封赏淮东的上层，一遍步步紧逼迫使淮东镇抚府，加紧压榨和盘剥地方上的人力物力，以满足军前的需要；这也算是一种上下分治的阳谋手段了。
与此同时，已经走到郑州的淮东派遣部队，除了伤员之外约还有七千多人，就不用再继续回归了；转而下令他们就近寻找和控制合适的要冲，营造修缮为临时的驻守地；然后重新布置防线和沿途粮道，对道路沿线进行更加精细的看眼和测绘，以先遣部队的身份留待本部大队人马前去汇合。
事实上，我还有另一种可行性和做法，就是乘着这个朝廷没有余力也无暇他顾的机会，在淮东宣布自立一方，乃至变相举起叛旗的给深陷泥淖的国朝大军背后捅上一刀，而造成某种既成的结果。
但是经过秘密的推演和预算评估，还是明显弊大于利而得不偿失的结果。
虽然我已经全力动员宣传机器在私下各种场合和机会，变相或是间接的输灌鼓吹，对于怀东镇确立之后，就在不断的削减供给和各种抽血的后方朝廷，各种怨怼和不满的情绪。
但是依旧不能保证这些之下的淮东军民，究竟有多少愿意死心塌地的跟我走上自立图存之路，而不是在思维混乱和对于过往的积威之下，变成或长或短的内乱和骚动的因果；毕竟，淮东镇虽然今年发展的不错，但是作为一方镇戍存在的时间和根基，还是有些短浅了。
而在外部环境上，有一定的概率之下，江宁方面惠大局为重，而捏着鼻子默认了我的既成事实，而加以优抚安慰，但是这样得到的东西是后患无穷的，国朝一旦有所余力，必然会全力以赴来拔除我这个开了先例的首逆分子的；
也有相当的概率是决不妥协或是虚与委蛇，然后从都亟道的大军中，分出一部分来组成讨伐军，与淮南行营、乃至刚刚易帜的张邦昌一起，三面包围和夹击我所控制下的淮东。
虽然淮南行营已经是相当的空虚，而张邦昌的部下也不是以善战著称，唯一能够形成威胁的主要还是来自北伐军中的那些善战部伍，但是对于我的淮东而言，仅仅是被陆地上封锁的结果，就已经足够糟糕了，
更何况国朝的水师也不会在海上坐视不管的，虽然他们在初次北伐中同样被严重削弱而至今没有恢复过来，但是用来对于淮东这点近岸水营，显然还是绰绰有余的。
而淮东的经济体系虽然已经能够初步实现自给自足的内循环，但是想要继续发展和壮大的大量资源，还是得通过海外贸易的获利和进出口渠道，才能够维持下来的。
更别说我依旧留在广府的本家，以及相关的产业和利益链所带来的便利与资源，这个代价实在是太过沉重而令人投鼠忌器了。虽然当初的经营中，就在极力的转移产能和各种资源，但是还是架不住随着关系网和利益群体的壮大，而不断膨胀的产业和势力外围。
真要是有所风吹草动，反倒是远在婆罗洲的海藩本家要好办的多，历次的战争已经几乎抽空了国朝留在在当地只管州县下，镇压局面的驻屯军，到时候只要对付一些乘势而起的外藩势力而已。
因此在眼下的阶段，我还只能有所保留的在明面上接受国朝的要求，而做足了一个为国竭力不惜己身的忠臣良将式姿态了。
在此之前，我得先处理掉一些手尾，避免一些关键性的事情积压下来。至少在没有准好准备，与国朝彻底翻脸之前，也要避免因为控制力度的下降，而留下什么破绽或是授人以柄的机会。
带着阿秋一起见过那位被捕获的信使之后，我更加确定了这个博罗会，在后百济国里的作用和地位；就算是不是明面上的代理人和马甲，那也是利益羁绊极深的共同体了。
只可惜，我不能再继续军事打击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