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世间金灿灿、明晃晃的叶片，
它不存在于人们的流言蜚语中，
而生长在纯洁人们的眼中，
万能的宙斯神最后评判
人们的功绩。
人间的善行在天堂会得到奖励。
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用工作，用现代的流行语说就是“他托生了个好娘，有个好爹”。祖辈创造的功绩，他只要坐享其成就可以了。阶级观念是国家的力量之源，也是无用的摆设。国家有很多具体繁重的工作要做，而工人阶级的数量又少之又少。政治家就只能在生活富裕、不考虑收入的阶层中产生。因为，政治家在起步阶段是没有什么收入的，只有富人家的子弟才无须为柴米油盐发愁。从事文学也是一样。大量的文学界人士认为文学不像其他行业那样有很高的收入。我们的社会需要大量的职业记者，需要他们贡献最佳才能。如果英国的新闻界不是由一批精英组成的话，那么英国的新闻界也就不能一统天下。不过我们不该把既纯洁又简单的文学当成一种职业。遗憾的是很多人都把文学当成职业了。每位作家都有独创思维，都有有价值的经验，都和其他作家有不同之处，应该把自己的东西写出来，成为作家群的一员。这些人投身文学是为了祖国文学事业的发展，而不是为了挣口饭吃。他们有闲情雅致、有经济依靠能够潜心构思。如果有好题材，他可以像罗马诗人贺拉斯一样多年只潜心写作，平静地忍受大众的遗忘，坚信时间会给他们应得的大众的认可。培根将他的作品赠给了王室后裔，斯威夫特将他的书留给了子孙后代，他们都没有将作品直接发表。只有受过教育、生活富裕的人才能不贪图名利，全身心地投入到挖掘真理中去。这是国家之大幸，是国家文学史之大幸。慈善事业也是如此。基督徒工作就是为了向上帝奉献，他们要探视穷人和教育无知的人。在复杂庞大的机构里，如果将慈善事业交给那些已经被工作弄得筋疲力尽的人来干是干不好的。应该起用那些时间宽裕又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应该站在社会慈善事业的前锋。因为自身条件优越，他们可以不受金钱名利的诱惑，不为反对力量所左右，他们还可以做职业政治家的先锋军。国人应该轻财而重德。
已故的爱德华·登申是我们的绝佳典范，他为工人阶级做出了巨大牺牲，全心全意地为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和提高做贡献。我们还能想起很多活着的伟大人士，但好像有个不好的社会传统，我们只在伟人死后才颂扬他们的美德。皮博迪先生和沙夫茨伯里勋爵也是这种卓越人物。登申先生的回忆录和金斯宕勋爵的回忆录、布劳顿以及齐切斯特的回忆录都是私下印刷的，后来才公开发行。《星期六评论报》登的文章能帮助我们明白如何写作，帮助我们理解慈善事业。这篇文章风格隽永、绚丽无比：
“他1840年出生于索尔兹伯里（注：英格兰南部一城市，位于南安普敦西北），是主教的儿子，平民院议员的侄子。他在伊顿公学和基督教堂学院学习过。因为在学校时参加赛艇训练过度毁了身体，所以没能获得父亲和三个叔伯一样耀眼的学习成绩。他到马爹利（注：大西洋的小岛名，该地产的白葡萄酒很著名）、意大利、法国南部、博内茅斯（注：英国南部一自治村镇，位于南安普敦西南部英吉利海峡入口。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地和精细艺术中心）进行肺部康复疗养时写过很多信。我们可以断定身体欠佳影响了他的事业发展。但无论到何处他都十分关心穷人疾苦。从1862年到1870年去世，他积累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有效办法提高穷苦人的生活。理论成熟后，他去了思戴普尼亲自解决东部人民的疾苦。他在麦尔安路和菲尔颇街交汇处捐钱，建了所穷人家孩子的学校，他本人在那儿教成年穷人。1868年他代表纽华克教区参加竞选，因为演讲风格坦率独立脱颖而出，成功当选国会议员，为期一年。他在国会的处女演讲引起了国会内外对穷人的关注，最终促使克兰斯先生于1869年5月10日推行了扶贫法令。然而议会的艰苦工作使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不能再从事他特别关注的社会问题了。为了恢复健康，他不得不再次离开英国，去格恩西岛（注：大不列颠南部一岛屿）休养。他一直想到美国考察一下他毕生从事的工作。最后终于成行，坐船去了墨尔本（注：美国佛罗里达州中东部城市，临印第安纳河，位于可可海滩以南，一个冬季度假胜地）。但旅行严重破坏了他的健康，在登陆两周后，他于1870年1月26日去世。
寥寥数笔不能记述他一生的丰功伟绩，更无法再现他的行为理论。他思想成熟、精神境界丰富，能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抓住实质。只有深入研究他的书信才能洞悉他的思想、了解他的工作。他尽管偶尔流露出担心害怕，但内心绝不狭隘、怯懦，也从未考虑过什么为自己着想的权宜之计。他受过良好的培养和教育，绝不会突然改变个性或匆忙做出任何选择。出于小心谨慎，他从不参与任何潜水项目或协会，不太满意那些组织者的智商。有一次他写道：“我已准备好了种葡萄，但我决不会模仿别人的古怪做法。”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当别人邀请他加入教堂协会的时候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属于最好的协会了，这个协会是受到上帝庇佑的所有虔诚教徒的协会”。无论是从事宗教、政治还是社会科学，他都希望多多实践。他坚信如果没有实践，就会与现实脱节，被人指责为温室里的花草。他宁肯不合时宜地不完全相信法律，而和同志们一道凭空闯出一条提高人们道德水平的路子。他并不完全信奉极端主义党派的党章。在生活中没有什么能阻止他。“真正的生活，”他写道，“不是参加晚宴或随便闲聊几句，也不是打打板球、跳跳舞。”文学和研究是他毕生的爱好，文学和研究提高他的天赋，使他更有能力为人们造福。他在伦敦东部给一屋子的码头工人讲圣经基础知识，以人性、自然宗教和国家源远流长的历史为例进行讲解。毋庸置疑，他的讲解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就像受洗者约翰在稀稀落落的犹太教集会上站起来说，“酒店老板和妓女也可以来，我可以让他们悔过”。他推行有教无类的思想，否则受洗的人不会多。如果基督在传道的时候也分人，那么想想，基督教又怎么能建立呢？在布道之后，他并不担心人们接受还是不接受教义。没人会抨击自己的兄弟，他只是给他们醍醐灌顶，让他们幡然醒悟。在信里他还不自觉地流露出自我牺牲的克己精神。一月份他滑完冰以后很愉快，但他却说以后要坚决彻底地放弃滑冰，因为很多兄弟们都在受苦，自己玩乐是有罪的。1867年9月他写道：“我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在皮卡迪利大街（注：伦敦的繁华街道）上散散步就已经让我激动不已。我十天才出去散一次步，这样我会更激动快乐。”
“爱德华·登申全身心地投入到为贫苦大众的工作中去，只要有工作可做，他无不全心全意去做。他相信伦敦东部的人民之所以生活得如此艰苦，是因为没有高层人士住在那儿，是因为劳动条件太艰苦。需要有位绅士振臂一呼，让政府知道他们工作之艰辛，如果真有这么位绅士，那他的工作价值就是无法估量的。他在信中极其幽默、精确地描述了建立扶贫总部的地理位置。这个地方和时髦、商业化的伦敦形成了强烈反差。他没有伸手要政府和贵族施舍的面包、肉和钱财，而是和同志们一道用激进方法处理日益严重的贫穷问题，积极同贫困做斗争。他担当起义务福音传道者的重任，反对人们不信宗教和对贫苦漠不关心的态度，成为觉悟较高工人协会的精神领袖。如果情况需要，他还积极、满怀希望地教孩子和成年人。他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不加选择地乱进行慈善布施是很可笑的，单纯地给钱只会破坏新颁布的扶贫法案的实施。他读书、思考、到处旅行，无论旅行到何处，都会仔细看看穷人的生活是不是真的有了保障。
他在早年的书信中感叹很多人工作未完就过早地死去了，因为结尾粗糙，把前边的工作都毁了。他们希望的双翼被斩断了。从上帝的眼光看，他们死的不是时候。他们目标远大、志向宏伟，上帝应该允许他们完成目标，让他们活得更长一些，这样后来的很多问题就都解决了。事情的结局不应因为他们的突然离世而改变。
我们必须承认选择职业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如果一个人选择不去从事某项职业，那么他一定有充分的理由。最好、最切合实际的建议是应该理解年轻人的倾向和偏好。年轻人应该早早立下人生志向并为之奋斗。不幸的是，很多年轻人生来没有人生目标、散漫懒惰，我们绝不赞成这种生活方式。只有人生目标明确才能赋予人力量和精力。当我们感到人生路迷雾重重就会极度困惑，不知道该不该改变人生方向。如果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就能找到正确的道路，上帝也会指引我们。如果我们能明白神圣的诗人所写的如何选择人生路，也许在以后漫长艰苦的岁月中反复吟诵这样的诗句：
引导我，仁慈的光明，在这四维的阴暗中，
引导我前行。
夜如此漆黑，我离家很远；
请你指引我。
指引我的脚步，我并不要求看见
远处的景物；引领我一步就足够。
我不会总是这样，祈求你
引导我。
我要看见，我要选择我自己的道路，但是现在
请你引导我。
我过去喜欢浮华绚丽，而不是恐惧，
高傲占据了我的意志；我要忘掉我过去的日子。
你的爱宽恕了我，它仍旧
引导我前行，
穿过沼泽和篱笆，越过山岩和急流，直到
黑夜过去。
待到明天，天使绽开笑脸，
我如此深爱的，曾一度失去的笑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