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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这句话，放在任何时候，放在任何人的身上，都有道理。
崇祯皇帝在紫禁城的后宫之中安享齐人之福的日子，仅仅过去了几天，就不得不再次从温柔乡中抽身出来，重新开始新的一年的奋斗。
在崇祯三年正旦大朝会的间隙时间，崇祯皇帝趁着更衣休憩的机会，接见了来自朝鲜的使节和安南北朝莫氏的使节，期间做出的几个决定，特别是关于扶持安南莫氏的几个决定，很快就遭到了一些得到消息的六科给事中的质疑和批评。
留值六科廊的礼科给事中邱瑜上书说：“自来天子召见外藩朝贡使臣，祖宗定有一应法度。
“先是礼官伴驾左右，天子始得于宫中接受属国朝贺，其后朝廷有内阁大学士之设，则必有辅政阁臣在场方得召见外藩。
“礼者，天地之序也，人道之极也。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今陛下恣意妄为，坏此法度，何以为后来者戒也！？臣请陛下反躬自省，谨守法度，以为天下臣民之范也！”
还好，类似这样的批评，更多的是质疑程序上的问题，而没有对广西巡抚衙门和总兵府移驻南宁的问题，以及另设海南巡抚的问题，提出反对意见，因此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不过，这样的折子能够在大朝会结束的第三天一早，就送进了司礼监，送进了乾清宫里的御书房，也说明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内阁首辅李国镨和阁臣兼礼部尚书徐光启等大臣，对于崇祯皇帝趁着这些他们不在而安排召见外藩使节，并且瞒着他们做出了一系列事关重大的决定，委婉地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崇祯皇帝当然也很敏锐地看出了这种不满。
因此，理藩院再安排第二拨外藩使节入宫觐见的时候，崇祯皇帝就让人传旨，请来了内阁首辅李国镨和阁臣兼礼部尚书徐光启，以及军机大臣英国公张惟贤。
崇祯三年正月初六，宫内宫外，一片喜气洋洋。
崇祯皇帝也是面带喜色地，在乾清宫自己的御书房中，迎来了这几位朝廷的重臣，与这几个重臣一起接见了来自属国琉球、蒙古归附各部，以及来自荷兰东方殖民地巴达维亚总督府、葡萄牙东方殖民地满喇甲总督府的使节们。
理藩院院使恭顺侯吴惟英、副使姜曰广照例陪伴接见，而这些使节们也按照老规矩，一个一个地进入乾清宫中接受召见。
排在第一个的属国琉球的使节。
大明朝的官员们，不管是礼部的，还是理藩院的，就是这样的臭脾气。
他们安排皇帝接见使节的时候，根本不管你这个国家的大小或者强弱，而是一切都取决于你在大明的宗藩体系之中所处的位置。
显然，在这些官员的眼中，朝鲜、安南和琉球这样的属国虽小，他们在大明的宗藩体系之中的地位却高，因此就排在了前面。
至于蒙古各部，当然比这些国家要强大，但是这些蒙古部落在数年之前还都是大明朝的敌国外患之所在，自然被排在了后面。
至于荷兰人，葡萄牙人，他们当然比排在前面的这些属国藩部都要强大得多，可是它们却都是远离大明疆域的泰西蛮夷。
他们再强大，到了大明朝的京师，也得按照大明朝过去的规矩来。
正因为如此，虽然来自荷属巴达维亚的荷兰人毕德诺，以及来自葡萄牙满喇甲总督府的佩雷斯，一再向姜曰广等人提出抗议，要求尽快见到崇祯皇帝的面儿，但是却丝毫也改变不了礼部和理藩院官员们的安排。
崇祯三年正月初六上午辰时，根据理藩院的安排，来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