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有的人为看场电影翻墙被玻璃挂到,导致腿脚摔伤、开膛破肚或是**摘除。还有的人选择钻暖风管道,结果没出来竟被闷死在其中。更有因争抢购买电影票发生暴力冲动,失手打死人或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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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打伤人的情况。
由此可见,当年的人们对电影的痴迷,已经到了多么疯狂的程度。
那么,再来看供应的一面呢。恰恰相反,京城无论是影院数目还是影片数量,都很难与人民群众旺盛的需求相匹配!
共和国成立时,京城只有26 座影院,座位总数为16433个。不但数量少设备也差。其中除当时被称为第一流的“国民”、“大华”、“美琪”和“真光”等少数影院外,其余多是由茶园、酒楼、戏馆、游艺社或小教堂改建成的。大都狭小简陋、残破不堪。
后来,由于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文化事业,想尽各种办法新建、改造和扩充放映场所。所以到了“运动”前为止。京城公开放映的影院已经有了69 家,座位数也达到了56 504个。
只可惜这其中能够常年放映电影“专业影院”并不多。大部分是除了放映电影外,还可以演出戏剧、文艺节目的“兼映影院”。比如开放的工人文化宫、俱乐部、曲艺剧场,或是对外开放的机关、企业的礼堂什么的。
而这些“兼映影院”即使放映电影,也是不公开售票的,通常是采用有组织分配的售票办法。
更遗憾的,是“运动”到来,使文化事业遭到了冲击。在整整十年里,公众影院的数目非但没有增加,反而还减少了一些。
可以试想一下,“运动”结束时,用这五万多的座位创造出了两亿多人次的观影人数,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同样的道理,“运动”期间,无数的影片当作封、资、修的黑货,沦为了禁映的“大毒草”。
从1966年到1973 年的8 年间,京城各影院上映的新故事片仅20 部。主要上映的是“样板戏”影片,“三战”影片(《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政治性纪录片和“批判影片”。
直至从1974年起,逢年过节前夕,才逐渐有国产新片上映。但数量不多,政治框架又太过局限。观众们普遍认为新影片远不如旧影片好看。所以影院里也就越来越清淡,国产片几乎已成“票房毒药”。
相反的,进口片却成功地维持住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观影兴趣。
像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地下游击队》。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摘苹果的时候》、《金姬和银姬的命运》、《看不见的战线》。越南电影《森林之火》、《回故乡之路》。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沸腾的生活》、《爆炸》等等。
这些“运动”末期出现在银幕上的外国电影,终于使百无聊赖的电影院,再次热闹起来。人们争相涌向电影院,往往得付出半天时间或是半夜起来排队,才能买到这些热门电影票。
甚至放《卖花姑娘》的时候,首都影院售票厅还曾经秩序大乱,发生了一次哄抢事件,不但大门玻璃碎了好几块,手套、鞋、帽子,乃至手表都散了一地。
所以当时社会上流行起这样一个顺口溜。
“阿尔巴尼亚电影是莫名其妙,罗马尼亚电影是搂搂抱抱,朝鲜电影是又哭又笑,越南电影是飞机大炮,可咱们的电影,全他妈是新闻简报……”
至于现在嘛,正处于两个时代交替的时期,正是因为多年以来,根本看不到好书、好戏、好电影,所以人民群众对于文化与精神娱乐的渴望简直到了空前的饥渴程度。
于是,当文化政策打开了一条门缝,又有一些“运动”前的中外影片得以解冻,重新复映时,便不可抑制地重新激发起人们对电影的热情,再次产生了一票难求的现象。
当然了,对于前面所述,那些有关电影市场的详细数据和具体情况,洪衍武是无从得知的。
但是他知道一点!从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年代前期,是我国电影市场最难得的一个黄金时代。
最强有力的证明是,他还记得1981年《大众电影》的发行量由1979年复刊时的50万册上升到960万册时,哪怕是外国记者听了这个数字也要目瞪口呆地说,“全世界第一!”
另外,哪怕是眼下,他也能从生活中清楚地感受到这种热度。
电影院散场的景象就不提了,他还记得“大果脯”搞到两张内部电影票时,曾让方婷多么自豪,其他人又是多么的羡慕。
他也知道,邻居边建功和苏锦回来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出去看电影。可当他们排着大队好不容易到了跟前,却只有下午的票子卖。
结果俩人俩饭都不吃了,拿饭钱一买就是三场,不重样连着看了三遍才回家,饿着肚子还挺美。甚至事后他们还把这天的经历当成聪明事儿到处宣扬,居然获得不少同龄人的认同和喝彩。
那么,像这样的市场还用怀疑吗?
最关键的,是从市场运作的角度来考虑。干这个,目前完全是一片“蓝海”,还没有什么人看到这里蕴含的利益,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竞争者。
并且同样的,法制管理上也是一片空白。警察和工人民兵根本看不到这一块儿,电影院相关管理工作,也只是维持秩序,主抓逃票和假票的行为。
退一万步说,即使是真被抓住,后果也轻多了。
这不偷不抢,几毛钱的票子,又不像粮票之类的票证能影响到国计民生。顶多也就是写写检查,批评教育的罪过。
那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自然值得放手大干,大有可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