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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皇帝，竟然还需要跟臣子进行这种内斗，朱敬伦感到自己很失败。
他追溯历史，想要得到一个答案。
他发现，在秦代之前的历史上，从来还没出现过君相之争，朝堂上争斗最严重的，无非是将相之争，从没有发生哪个国家的内政混乱，是因为皇帝跟丞相之间的冲突形成的。
那时候流行的是拜相、拜将，君主将内政全权委托给丞相，垂拱而治，也不担心会发生什么谋朝篡位的事情。燕国的丞相子之倒是想坏了规矩，诱导燕王哙禅让君位给他，然后就爆发了子之之乱，最后齐国、中山国联合干涉，攻破了燕国都城，将子之剁成了肉泥。
也有成功的例子，齐国田氏取代了姜氏，赵魏韩三家瓜分了晋国。但这些都还属于是权贵之间的倾轧，纯粹的文官集团尚未形成。相权往往把持在高等贵族的手里。
直到商鞅变法，改变了权贵把持朝政的传统，一大批底层士族，甚至平民，获得了晋升的渠道，通过激发底层士族的士气，秦国政权得到了爆炸性的力量，一统天下，同时也终结了一千五百多年的中国古典贵族统治。
打破了思想禁锢的老百姓，才能说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雄音，又通过这种方式葬送了秦国，实现了拔剑者死于剑下的箴言。
秦汉时期还能勉强保住权贵政治，新的贵族依然在政治上有巨大的优势，虽然屡屡有强势君主破格提拔平民的事情，但垄断文化传承的贵族和大宗族天然控制了权位，到了曹操时代，为了笼络完全取代了先秦贵族集团的大宗族势力，出台了九品中正制制度，给天下宗族划分等级，按照品级让这些宗族势力瓜分国家官职。
这段时期，政治倾轧变成了皇权跟大家族之间进行，司马氏取代曹氏，东晋门阀政治，都是这种表现。
传统意义上的君相之争，以及君相之争背后反应的官僚集团和皇权的权力斗争依然没有形成。
唐朝奠定了科举制度，从此底层文人开始取得规范性的上升渠道，可以通过科举晋升，唐太宗盛赞这种制度，得意洋洋的表示，“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
科举制度爆发的力量，彻底让文官集团形成，武则天夫妇利益文官集团，彻底剪除了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贵族集团，从此门阀政治彻底终结。
到了宋代，科举制度完全成熟，从此政治彻底变成了皇权和官僚集团博弈的结果。
宋神宗时期，想要变法，与大臣议事，神宗说：“更张法制，於士大夫诚多不悦，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名臣文彦博回答：“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文官可以当着皇帝的面说皇帝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代表着皇权与官僚集团政治平衡的形成。
但唐朝时候士大夫刚刚形成，宋代的时候，士大夫以初升之势，压过皇权一头，都形成了某种平衡，到了明代，朱元璋不愿意看到宋代君权衰弱的现象，废除了两千多年的宰相制度，结果没有形成皇帝专权的现象，反而让文官集团和皇权之间的平衡打破，皇权与官僚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格外激烈，层出不穷的党争就是这种现象的体现。
到了清代，通过杀戮，从关外进来的满清权贵集团，彻底撕碎了文人士大夫的荣誉感，失去了气节的文人，从此以奴仆的姿态服务于皇权，在满清的政治语境中，“皇帝圣裁独断”这样的语言，竟然带有了褒义味道，而在宋明时期，这代表着皇帝的昏庸，听不进谏言。
不得不说，尽管清代的文人士大夫开始向奴仆化发展，但奠定了皇权至上的原则，事实上清代的政治，是比明代要稳定的，没达到君权跟相权能够斗争的程度。
大明的政治制度虽然是新建的，柔和了现代管理制度，但政治文化毫无疑问是从满清承袭过来的。理论上讲，是不可能发生君相之争的，可却因为朱敬伦大胆的放权，导致文官集团独立意识的恢复。这种独立意识，慢慢促使他们开始否决皇帝的态度，在政治上开始形成自己的思路。
从大方向上看，这是一种进步，是开明的君主与强干的文官相结合，可问题是，朱敬伦能做到开明，官僚却未必强干。
从奴仆化士大夫走来的文官，骨子里带着阴柔，却拥有了至少是宋明时期的独立意识，于是又造成了另一种政治失衡。
这才迫使朱敬伦导演了这次政变。
政变的结果是陈芝廷辞官。
后继者是九月多回国的。
正是出行欧洲长达半年之久的赫德。
赫德受宠若惊，却早有预谋，或者说图谋许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