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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渐形成和壮大。1894年至1895年间爆发的甲午战争中，清海陆军一败涂地，最后被迫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派30余年的“富强梦”被击得粉碎。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救亡图存的呼号在社会上影响甚大。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以一系列活动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尽管在当时还显得势单力薄。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猖狂进攻，清朝军队节节败退，中国被瓜分的危机迫在眉睫。这使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进一步认清了清朝统治者的反动和腐朽，认识到必须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才可能挽救民族灭亡的命运。孙中山即是其中最著名的人物。1894年冬，孙中山在檀香山联合华侨人士20余人，组成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并立即筹募经费，准备回国发动起义。1895年春，孙中山回到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并在会员入会誓词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决心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经过半年准备，兴中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因消息走漏最后失败。孙中山被迫流亡国外。
这一时期，兴中会的革命活动主要局限于海外和广东一隅，尚未在国内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鼓动，在广大群众中还未产生什么大的影响，更未波及政治生活。但是随着维新变法的失败、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人们反清情绪日增，革命的思想逐步取代改良主义而成为时代的主流。1900年10月，革命党人发动惠州起义，虽仍以失败告终，却博得了许多人的同情，同5年前广州起义时，被视为乱臣贼子已有天壤之别。
1901年以后，伴随着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生的新政举措，中国出现了一个不同于旧式文人的新式知识分子群。这批人大多曾接受过西方教育，服膺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不少人创办了政治性刊物，大力抨击清政府丧权辱国、昏庸腐败的行径，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如章炳麟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著《革命军》一书，陈天华著《警世钟》和《猛回头》等作品。与此同时，国内也出现了许多革命小团体。1903年，留日学生秦毓鎏组织了军国民教育会，黄兴组织了华兴会。1904年，湖北革命党人刘敬安、张难先在武昌设立科学补习所，暗中从事革命活动。同年10月，浙江留日学生陶成章、龚宝铨联合江浙一带革命知识分子在上海成立光复会，并在东京设立分会。此外，江西、安徽、江苏、四川、福建等省也先后成立了一些革命小团体，为同盟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905年，孙中山感到各革命团体分头活动力量分散，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于是倡议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成立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革命组织，以便领导全国的民主革命运动。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举孙中山为总理，设总部于东京，国内和海外共设9个支部。1905年10月，同盟会创办机关刊物《民报》，将16字革命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同盟会成立后，一面派人回国发展革命组织，发动武装起义，一面广泛宣传革命，同改良思想进行斗争。1905年至1907年，革命派与改良派以各自的报纸《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展开了激烈的大论战。双方主要围绕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三个问题展开论战。通过论战，革命党人传播了革命主张，从而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作了舆论准备。
革命党人又在国内发动一系列的武装斗争。1906年，爆发了萍浏醴起义。1907年5月至8月，同盟会在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连续发动了6次武装起义。1907年，光复会领导人徐锡麟、秋瑾在皖浙发动起义。1908年，熊成基在安徽发动起义。1910年2月，革命党人在广州发动起义。1911年4月27日，黄兴在广州组织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在同盟会领导和影响下的连续不断的武装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使同盟会力量受到了挫伤，但振奋了人心，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甲午惨败起，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同腐朽的清政府展开了屡仆屡起、英勇壮烈的斗争，终于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推动着中国社会一步步演进。革命党人用自己的鲜血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