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了？谭老师？”李娅回头来看。
那个女孩的男友忙把谭璇的手机捡回来，道歉：“对不起啊，手机坏没坏？”
女孩拉扯着男友的胳膊，不满地小声嘀咕：“是她突然停下来的嘛，又不是我一个人的错。”
谭璇接过手机，情绪很不对劲，摇了摇头：“抱歉，没关系。”
她说着语无伦次的话，在李娅的询问里过了登机口。
此时，斯德哥尔摩的天气很好，秋日的晴空又高又远，然而，再好的天气里也随时会有令人悲伤的事发生——
刚才爷爷发来消息说，坦克走了。
坦克的最后一张照片，安静地、一动不动，再也不会抬起它的头，乖顺地希望她摸一摸，或者无怨无悔地跟在她的身后，一跟就是十二年。
知道会有离别的一天，从它步伐越来越缓慢、爱吃的食物也吃不了多少，到后来进宠物医院住了那么久，她早就有了心理准备，明白它总有一天会离去。
可是真的到了这一刻，谭璇还是没能很好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一直到她上了飞机，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她的脑子里反反复复都是一些零碎的画面。
画面里，她是当事人，她也是旁观者——
十一岁的时候，她重回那个封闭的孤儿院，找不到她一直写信的小哥哥，管教的人提起他，恶狠狠地说，他死了，偷东西打架，不学好，把一个人的肋骨都打断了，进了少教所，在里面被小混混们打死了，都不知道埋在哪。
她和五哥把一只哨子埋在外婆新家的院子里，外婆说，种一棵桂花树吧，过几年就能开花了。五哥拍着手说，开了花他要来闻。当年的十月，他淹死在河里，泡得发肿。外婆家院子里的月桂树已经开了很多年的花，没有人拍着手要去闻。
十二岁的时候，爸爸的遗体裹着鲜红的旗帜，在庄严肃穆的仪式中回到了她身边。四周太多人，认识的，不认识的，穿着军装的、西装的，戴着黑臂章，全都看着她。她拽着爷爷的手，一滴眼泪都不敢掉。她嘴里无声地念着爸爸，一遍又一遍，这个最正常的、她从小向往的称呼，以后都不可以再叫任何人了。她从此，没有爸爸了。
十三年后的今天，再一次体会分别，她远在异国他乡，甚至都不能及时看一眼坦克。现在她的手机也已经关机，不能打给任何一个人询问或者哭诉。
活在这珍贵的世间，多少时候是孤独一人消化所有悲伤呢？从来无人可替。
“谭老师，你还好吗？”李娅关切地问。
飞机已经飞上了高空，窗外的阳光刺目、飘过大朵的云，谭璇笑了笑：“没事，就是有点晕机，休息一下就好了。”
李娅递过来一只耳机：“听听歌，转移一下注意力吧。”
歌声入耳，狂放里透着苍凉与悲伤：
“敬这无言以对的时刻，
打烊了，该走了，
生命的规定是如此严格，
谁能失而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