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校长当然是绝对不想解散浙大，即使是日本人打过来了，哪怕我带着学生上山打游击，我也绝不做解散浙大之人。
当天下午，竺可桢校长拨通了国立浙江大学在浙江龙泉的分校校长陈叔谅的电话，请他通过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陈布雷，说服蒋介石保留浙大。在陈布雷的努力下，蒋介石大概后来想想不对头，把当时最后一点科技储备人才，都拉上战场的话，国内国外会怎么看？他遂同意了竺可桢的请求。
就在师生们为国民政府撤销解散国立浙江大学的命令而高兴的时候，从重庆又传来了一则令人不安的消息，曾担任浙大学校训导长的政治学家费巩教授失踪了。
1945年，费巩准备趁休假期间，应邀赴复旦大学举办为期一年的“民主与法制”特别讲座，他对国民党政府的人事、考试制度等做了一番实际考察，其中涉及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问题，触及了当政者的禁忌。这一年2月，他在由郭沫若起草的《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这份进言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应立即召集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废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动的反动法律、释放一切政治犯和爱国青年，进言共有312位文化名人签名。
这些文化名人签了名以后，报纸上发表了，结果国民党当局发现后，还得了，300多人啊，全是文化界的名人啊，将会影响多少年青人啊！在重庆还想组织联合政府，这不是想造反吗？
国民党当局就试图劝阻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人，叫他们登报声明退出这个签名。那么当时呢，费教授就又发表了文章，在哪里发表现暂未查清，发表了文章，痛骂这些小人是怕死鬼，那么这样一来更激怒了国民党当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