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通算是个做官没开窍的人，他根本不懂得朱棣这些行为背后的政治意义，欲加之罪，何患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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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患无辞！人家本来就是来找碴儿踢场子的，不过随意找个借口，是直接奔着人来的，多说何益！
朱棣却是一个借题发挥的老手，他由此得到了启发，决定向耿通借一样东西，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样东西就是耿通的脑袋。
随后，朱棣便煞费苦心地演了一出好戏。
他把文武百官集合到午门，用阴沉的眼光扫视着他们，怒斥耿通的罪行（好像也没什么罪行），最后斩钉截铁地说道：像耿通这样的人，一定要杀（必杀通无赦）！
如此杀气腾腾，群臣无不胆寒，但大臣们并不知道，这场戏的高潮还没有到。
耿通被处决后，朱棣集合大臣们开展思想教育，终于说出了他演这场戏最终的目的：
“太子犯错，不过是小问题，耿通为太子说话，实际上是离间我们父子，这样的行为绝对不能宽恕，所以我一定要杀了他（失出，细故耳……离间我父子，不可恕）！”
至此终于原形毕露。
耿通无非是说太子没错而已，怎么扯得到离间父子关系上，这个帽子戴得实在不高明却也说出了朱棣的真意：
朱高炽，老子还没死呢，你老实点！
太子地位岌岌可危，太子党被打下去一批，朱高炽本人经过这场打击，也心灰意冷，既然让自己监国，却又不给干事的权力，做事也不是，不做事也不是，这不是拿人开涮吗？
在这关键时刻，一个大臣挺身而出，用他的智慧稳住了太子的地位。
这个人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杨士奇。
杨士奇虽然学问比不上解缙，他的脑袋可比解缙灵活得多，解缙虽然也参与政治斗争，却实在太嫩，一点也不知道低调做官的原则。本来就是个书生，却硬要转行去干政客，隔行如隔山，水平差得太远。
杨士奇就大不相同了，此人我们介绍过，他不是科举出身，其履历也很复杂，先后干过老师、教育局小科员、逃犯（其间曾兼职教师）等不同职业，社会背景复杂，特别是他在社会上混了二十多年，也算跑过江湖，黑道白道地痞混混估计也见过不少，按照今天的流动人口规定，他这个流动了二十年的人是绝对的盲流，估计还可以算是在道上混过的。
朝廷就是一个小社会，皇帝大臣们和地痞混混也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吃得好点，穿得好点，人品更卑劣，斗争更加激烈点而已，在这里杨士奇如鱼得水，灵活运用他在社会上学来的本领，而他学得最好，也用得最好的就是：做官时一定要低调。
他虽然为太子继位监国出了很多力，却从不声张，永乐七年（1409）七月，太子为感谢他一直以来的工作和努力，特别在京城闹市区繁华地带赐给他一座豪宅，换了别人，估计早就高高兴兴地去拿钥匙准备入住，可杨士奇却拒绝了。
他推辞了太子的好意，表示自己房子够住，不需要这么大的豪宅。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嫌房子多，杨士奇也不例外，他拒绝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如果他拿了那栋房子，就会成为朱高煦的重点打击目标，权衡利弊，他明智地拒绝了这笔横财。
杨士奇虽然没有接受太子的礼物，但他对太子的忠诚却是旁人比不上的，应该说他成为太子党并不完全是为了投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太子的感情。
自永乐二年（1404）朱高炽被立为太子后，杨士奇就被任命为左中允（官名），做了太子的部下，朱高炽虽然其貌不扬，却是个真正仁厚老实的人，经常劝阻父亲的残暴行为，弟弟朱高煦屡次向他挑衅，阴谋对付他，朱高炽却一次又一次地容忍了下来，甚至数次还帮这个无赖弟弟说情。
这些事情给杨士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虽然历经宦海，城府极深，儿时母亲对他的教诲却始终记在心头，仗义执言已经成为了他性格中的一部分，虽然很多年过去了，他却并没有变，他还是当年的那个正气在胸的杨士奇。
眼前的朱高炽虽然形象不好，身体不便，却是一个能够仁怀天下的人，他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皇帝的，杨士奇相信自己的判断。
秉持着这个信念，杨士奇与太子同甘共苦，携手并肩，走过了二十年历经坎坷的储君岁月。
说来也实在让人有些啼笑皆非，可能是由于杨士奇过于低调，连朱棣也以为杨士奇不是太子党，把他当成了中间派，经常向他询问太子的情况，而在永乐十年（1412）的风波之后，朱棣对太子也产生了怀疑，便向杨士奇询问太子监国时表现如何。
这看上去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却暗藏杀机。
城府极深的杨士奇听到这句问话后，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他立刻意识到，决定太子命运的关键时刻来到了。
他紧张地思索着问题的答案。
趁着杨士奇先生还在思考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又十分关键。
如果回答太子十分积极，勤恳做事，和群众（大臣）们打成一片，能独立处理政事，威望很高的话，那太子一定完蛋了。
你爹还在呢，现在就拉拢大臣，独立处事，想抢班夺权，让老爹不得好死啊。
既然这个答案不行，那么我们换一个答案：
太子平时积极参加娱乐活动，不理政事，疏远大臣，有事情就交给下面去办，没有什么威信。
这样回答的话，太子的结局估计也是——完蛋。
这又是一个非常类似二十二条军规的矛盾逻辑。
太子的悲哀也就在此，无数太子就是这样被自己的父亲玩儿残的，自古以来，一把手和二把手的关系始终是处理不好的，在封建社会，皇帝就是一把手，太子就是二把手，自然逃脱不了这个规则的制约。
你积极肯干，说你有野心；你消极怠工，说你没前途。
干多了也不行，干少了也不行，其实只是要告诉你，不服我是不行的。
让你干，你就不得休息；不让你干，你就不得好死。
这似乎是很难理解的，到底是什么使得这一滑稽现象反复发生呢？
答案很简单：权力。
谁分我的权，我就要谁的命！（儿子也不例外）
朱棣很明白，他最终是要将权力交给太子的，而在此之前，太子必须有一定的办事能力，为了帝国的未来，无能的废物是不能成为继承人的，所以必须给太子权力和锻炼的机会，但他更明白，要想得一个善终，混个自然死亡，不至于七八十岁还被拉出去砍头，就必须紧紧握住自己手中的权力，直到他死的那一天！
儿子是不能相信的，老婆是不能相信的，天下人都是不能相信的。
这就是皇帝的悲哀。
好了，现在杨士奇先生已经完成了他的思索，让我们来看看他的答案：
“太子监国期间努力处理政事，能够听取大臣的合理意见，但对于不对的意见，也绝不会随便同意，对于近臣不恰当的要求，他会当面驳斥和批评。”
这就是水平啊，在朱棣举办的现场提问回答活动中，杨士奇能够在规定时间内想出这种两全其美的外交辞令，实在不简单。
既勤恳干活礼贤下士，又能够群而不党，与大臣保持距离，在杨士奇的描述下，朱高炽那肥头大耳的形象一下子变得光辉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