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王安石生在了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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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好时候，当时的领导宋神宗是个极不安分的人，每天做梦都想打过黄河去，解放全中国，恨不得一夜之间大宋国富民强，所以王安石一说变法，就要人有人，要钱有钱。
相比而言，嘉靖就懒得出奇了，反正全国统一，他也没有征服地球的欲望，最大的兴趣就是让下面的人斗来斗去。张居正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从小翰林到大学士，他吃过苦头，见过世面，几十年夹缝中求生存，壮志凌云，那是绝对谈不上了。
所以在改革的一开始，他就抱定了一个原则——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具体说来，就是我不砸大家的饭碗，大家也不要造我的反，我去改革，大家少贪点，各吃各的饭，互不干扰。
改而不革，是为改革。
似乎上天也想成全张居正。他刚接任首辅，大权在握不久，就获知了另一个好消息——高仪死了。
高仪同志不愧是天下第一老实人，自从高拱被赶走后，便开始寝食不安，唯恐张居正手狠心黑，连他一锅端了，日复一日，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一个月后就吐血而死，去阎王那里接着做老实人了。
对高仪的死，张居正丝毫不感到悲痛，因为从根子上说，他和高拱是同一类人，却比高拱还要独裁，看见有人在眼前晃悠就觉得不爽，管你老实不老实，死了拉倒。
其实这也怪不得张居正，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共同创业的人大都逃不过“四同”的结局：同舟共济——同床异梦——同室操戈——同归于尽。
于是自嘉靖登基时起，经过五十余年的漫长斗争，张居正终于一统天下，上有皇帝他妈支持，下有无数大臣捧场，外有亲信戚继光守边界，内有死党冯保管公章，皇帝可以完全无视，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真皇帝还皇帝，一呼百应，真正实现了团结。
把所有不服你的人都打服，敢出声就灭了他，所有人都认你当大哥，这就叫实现团结。
团结之后的张居正终于可以实现他的理想了，这就是后来被无数史书大书特书的“张居正改革”。
说起改革，总有一大堆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背景、意义等等。当年本人深受其害，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就不啰嗦了，简单说来，张居正干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叫做一条鞭法。这个名字很不起眼，但这件事情却极其重大，用今天的话说，那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因为这个跨时代的一条鞭法，改变了自唐朝以来延续了八百余年的税制，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
上面这段话是我在历史论文中用的，看了头晕也别见怪，毕竟这话不说也不行，把伟大意义阐述完了，下面说实在的，保证大家都能看懂：
自古以来，国家收税，老百姓交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毕竟朱重八等人不是慈善家，出生入死打江山，多少得有个盼头。
怎么收税，各朝各代都不同，但基本上税的种类还是比较固定的，主要分为三块：
一是田税，皇帝拼死拼活抢地盘，你种了皇帝的地，自然要交钱。
二是人头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都是他的资源），有几个人交几份钱，这是义务。
三是徭役，说穿了就是苦力税，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遇到修工程、搞接待的时候，国家不但要你出钱，有时还要你出力。两手一起抓，一个都不能少。
有人可能会说，要是我那里都是山，没田怎么办呢？或者说我有田，但不种粮食，又怎么办呢？这个你不用担心，国家早就替你想好了，权利可以不享受，义务绝对跑不掉。
简单说来是有什么交什么，山里产蘑菇，你就交蘑菇，山里产木材，你就交木材，田里要种苹果，你就交苹果，要种棉花，你就交棉花，收起来放仓库，反正一时半会儿也坏不了。
个把“刁民”可能会问：那我要是捕鱼的渔民呢，你又没冰箱，鱼总不能放着发臭吧？
嘿嘿，放心，朝廷有办法，做成咸鱼不是照样交吗？跑不了你小子。
中国的老百姓上千年就背着这么三座大山，苦巴巴地熬日子。
实事求是地讲，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除了某一些丧心病狂，或是急等用钱的人外，对百姓负担还是很重视的，田赋的比例基本都是二十比一（5%），或是十比一（10%），能收到五比一（20%），就算是重税了。
从这个数字看，老百姓的生活在理论上，还是能够过下去的。
不过很可惜，仅仅是理论上。
说起来是那么回事，一操作起来就全乱套。
因为在实际执行中，各级官吏很快发现，能钻空子捞钱的漏洞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你交苹果，他可以挑三拣四，拿起一个，说这个个头小，算半个，那个有虫眼，不能算。你交棉花，他可以说棉花的成色不好，抵一半，你也只能回家再拉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