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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时分，徐世勣悄然走进了东郡府法曹从事黄君汉的府第。
黄君汉是河内延津人，官宦之家。延津也是大河上的一个重要津口，在白马津上游两百余里处。河内黄氏与东郡翟氏一样，皆属于山东贵族集团，三四流世家，自中土统一后也是迅速没落，所以从家庭背景和所处环境来说，翟让和黄君汉基本如出一辙。只不过翟氏属于河南贵族，黄氏属于河洛贵族，有各自的地域利益，再加上各自所依附的大贵族不同，在政治诉求和经济利益上也有很大区别，因此两人根本走不到一起，形同陌路。
徐世勣对此知之甚详。他与黄君汉交情匪浅，离狐徐氏和河内黄氏的关系也很不错，而原因其实很简单，徐氏的产业是航运，但凡与水道津口有利益关联的贵族官僚豪强都要结交，否则就无法生存了。不过徐氏毕竟是商贾，与世家豪望之间的关系和交情都是建立在权力和金钱的交换上。高贵的贵族和卑贱的商贾始终是两个地位悬殊的阶层，在公开场合决不会有所交集。这是礼法之制，律法之规，谁破坏了，谁就会受到谴责和惩处。
所以徐世勣不论是与东郡翟氏在一起，还是向河内黄氏套交情，都要“低一头”，虽不至于卑躬屈膝，但最起码的礼节要遵守，比如在称呼和举止上，要恪守尊卑礼仪，不能随意僭越，否则就是不懂礼数，是鄙陋无知，如此也就遭人鄙视，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更不要说做成什么事达成什么目的了。
黄君汉三十多岁，相貌英俊，身材矫健，气质沉稳，性格内敛，说话不紧不慢。明知道徐世勣为何而来，偏偏就是不提翟让此人，甚至都不给徐世勣张嘴的机会。两人东拉西扯了一阵，从大运河扯到大水灾，从江左繁华扯到西土荒凉，又从西征吐谷浑扯到东征高句丽，最后终于扯到了关陇人和山东人的恩怨上。
关陇人统一了中土，关陇贵族理所当然享受统一的战果，但关陇贵族大都以武功崛起的新兴贵族，与累世簪缨、经学传家并有上千年历史的山东五大世家根本无法相提并论，而以五大世家为首的山东贵族集团随着中土的统一，随着当年远走关陇和江左子弟的回归，其实力得到了空前的壮大，直接影响到了中土政治的走向，严重威胁到了关陇贵族集团的利益，于是两大贵族集团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政治风暴一个接着一个。
以徐世勣的年纪和阅历，对中土的政治尚没有深刻的认识，但黄君汉不一样，他入仕多年，郁郁不得志，空有一身才学和抱负，所以他必然从山东人的立场来看待中土的政治，理所当然的痛恨关陇人把持权柄，痛恨关陇人从各个方面打击和遏制山东人。
翟让是山东人，抓捕翟让的监察御史则是关陇人，所以翟让一案实际上源自山东和关陇两大贵族集团的激烈博弈，这种博弈既存在于中枢、中央和军队，也同样存在于地方。黄君汉本没有拯救翟让的理由，但一旦把翟让一案上升到山东和关陇两大贵族集团之间的斗争，那么黄君汉不但有拯救翟让的理由，更有利用这件案子帮助郡守反击那些阴谋“攻击”他的关陇人。
徐世勣看到黄君汉义愤填膺地责骂那位来自东都的监察御史，知道时机到了，遂耐心等待黄君汉骂完了，这才小心翼翼的问道，“曹主，翟法司遭人暗算，身陷囹圄，不知某能否见他一面？”
黄君汉目含深意地看了他一眼，摇摇头，“不是某不帮忙，而是你根本进不去。”
“曹主，某只想看看翟法司。”徐世勣躬身恳求道，“听说，御史判了他死罪，马上要处斩，时日无多了。”
黄君汉笑着摇摇头，“御史哪来的权力判人死罪？不要道听途说，翟法司现在尚无性命之忧，使君正在想办法，只是……”黄君汉慢慢皱起了眉头，“御史一旦上奏弹劾使君，由东都向下施压，使君恐怕就挡不住了。”
徐世勣迟疑了片刻，说道，“到那时，牵连甚广，恐怕使君自己都岌岌可危了。”
黄君汉没有说话，低首沉思。
东都来的监察御史到了东郡就拿下了翟让，实际上打的就是使君的脸，针对的就是使君，这一点使君心知肚明，但让他犹豫不定的是，他不知道东都那边真正的目的何在，是直接打击他？还是打击他背后的靠山？如果直接打击他，杀了翟让就行了，这件事就算完了，但如果是打击他背后的靠山，那东都需要的不仅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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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翟让的人头，还有他的仕途。思来想去，被动挨打没有意义，必须反击，果断反击，以攻代守，这样才能迅速摸清对手的意图。
如何反击？一郡太守当然不会亲自持刀上阵，他征辟了很多僚属，养活了很多门生，关键时刻，当然轮到这些人冲锋陷阵。他找到了黄君汉，让黄君汉暂时主掌法曹事务，说白了就是你把这件事处理好了，让我满意了，我就升你的官。
黄君汉也在绞尽脑汁想办法，也曾打过徐世勣的主意，但始终寻不到满意的计策。今天徐世勣亲自上门了，而且把话都递过来了，但他依旧是一筹莫展。翟让是一定要救，但怎么救？怎么救才能把自己“摘出来”？如果翟让逃了，责任由自己来负，等于拱手送给东都一把宰杀使君的到，那岂不是天下最蠢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