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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历史提前了数天，也就是神武十三年十二月十四，耶稣历1924年1月19日，给人类历史带来巨大影响的伟大革命领袖李宁同志于莫斯科逝世。
当晚，除了正在高加索休假、‘即便回来也赶不上葬礼’的托洛茨基之外，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加米涅夫、加里宁和托姆斯基六名**乘坐雪橇，透过寒风凛冽的冬夜，驶抵高尔克村。此时列宁遗体正放在一张摆满枞树树枝的台桌上——伟大的苏维埃联盟终其一生，都未能改变过这片土地上那些饱受东正教浸染人民的信仰，领袖的遗体置于枞树树枝之上，而葬礼也将按照东正教习俗在第三日举行。
六位委员瞻仰领袖的遗容后就紧急赶回莫斯科，数日后，数十万人民群众像他们的祖先瞻仰沙皇遗容一样，从李宁同志的遗体旁走过，表达他们最后的敬意；而那些无法前来的人们，则深陷悲痛之中。
普通人的反应如此，身处权力巅峰的中央委员会常委都对领袖的逝世进行各自的哀悼，最开始是党内优秀理论家布哈林同志在真理报上发表《失去父亲的孤儿》一文，而后是托洛茨基从高加索发去的电文，他在电文里强调李宁的逝世使‘党没有了父亲，工人阶级失去了父亲’，而最为感人的则是斯大林同志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宣誓：
“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别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
李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吩咐我们要珍惜党员这个伟大称号，并保持这个伟大称号的纯洁性。李宁同志，我们尊敬的向您宣誓：我们一定要光荣地执行您的这个遗嘱！
李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吩咐我们要保护我们党的统一，就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李宁同志，我们谨向您宣誓：我们一定要光荣地贯彻您的这个遗嘱！
李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吩咐我们要保护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李宁同志，我们谨向您宣誓：我们一定不惜一切代价来光荣地贯彻您的这个遗嘱！”
斯大林的讲演用了重复的方式，庄严地背咏了诸多的誓词，深深打动了与会代表和所有真理报读者，而真正代表李宁最后遗嘱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却因为诸多原因并未能在几个月后的全俄布尔什维克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公开。其实即便公开也对斯大林接班无济于事——以派系论，托洛茨基是新党员，和政治局其他六名老布尔什维克出身的常委根本就不是一路，所以大家团结起来反对托洛茨基是极为正常的行为。
而以信中李宁对诸位常委的评点论。斯大林的缺点仅仅是粗暴，李宁对‘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的使用这一权利，没有把握’；而托洛茨基的问题则是‘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则是‘十一月的那件事（为了反对起义。两人事先把消息透露给孟什维克）当然不是偶然的’；最后是对候补委员新经济的理论家布哈林的评价：‘他的理论能不能说是完全麦克思主义，很值得怀疑’。
斯大林仅仅是工作方式问题，托洛茨基是工作方法问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可靠性问题，布哈林则是根本立场问题。即便这份信公开，斯大林也无非是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调开，但依旧是政治局七常委之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则很有可能会出常出局，毕竟‘那件事不是偶然的’；而年轻的党内理论家布哈林，则应该关入劳改营。因为‘他的理论能不能说是完全的麦克思主义，很值得怀疑’。
不过，此时深陷悲痛的斯大林并不知道这份信的存在。此时，在李宁牺牲的次日下午，他正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内叼着烟斗办公。办公室宽大而明亮，四壁镶有染色的柞木板，不过除了墙壁上悬挂麦克思恩格斯像外，房间里面就只有一张覆盖着绿色呢绒的长形办公桌和几张椅子。这宛如斯大林本人，简单质朴、厌恶奢华。
“斯大林同志，中华总理杨锐发来了悼唁电……”莫洛托夫敲门之后走了进来。虽然门是开着的，但他知道斯大林的工作习惯。
“哦……”李宁逝世的消息早上公布，别国元首中杨锐阁下的来电是最快的，同时也很可能是唯一一个来电吊唁的大国元首。“有什么不一样吗？莫洛托夫同志。”斯大林见莫洛托夫神色有些异常。
“并没有什么异常。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说着废话，“不过他们的大使上午亲自拜访我，特意要我转告你，希望你在合适的时候，也就这个总理任期内访问中国。”
“我知道了。”斯大林咬着烟斗，对杨锐他是喜怒交加。他不会忘记那次装好人援助粮食的中国人其实是借此熟悉里海到察里津的航路。如果没有运粮船队和那些帮忙防守察里津的中国军官，中国军队不会那么顺利就攻陷察里津。
见斯大林只是表示知道，莫洛托夫正要转身离开，不想斯大林却问道：“中国人已经知道我们在帮助中国的革命分子，他们真的没有意见？”
“他们的大使当然表示过抗议，不过我们解释那仅仅是香港。”对于一边接受中国的白银贷款，一边却去资助中国革命分子的行为，坚定的布尔什维克战士莫洛托夫毫无愧疚。中国已经蜕变成一个白色的资产阶级专政国家，腐朽的贵族制度被他们从坟墓里恶心的挖了出来，这完全背叛了之前双方共同解放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承诺。
“就这样吗？”斯大林站起身，在除了桌椅再无其他的办公室内度步，他喜欢这样考虑问题。
“是的，基本就这样。”莫洛托夫说道，不过他一会又道：“只是他们的大使曾经对我说，他说他们的总理杨竟成相信这一定不是斯大林同志指挥的。”
“呵呵，”斯大林难得笑了一下，这当然不是他指挥的，这是第三国际主席季诺维也的事情，在他看来。季诺维也夫的工作重心应该再往南一些，香港不但有英国管辖，且离中国大陆太近，那里除了罢工什么做不成。“莫洛托夫同志。我发现中国人对我们很了解，特别是对布尔什维克党内部非常了解。他们知道我们和托洛茨基的矛盾，知道每个委员的性格、习惯和工作内容，我想如果不是把我们当成敌人的话，不会有这样的了解。”
“是的。我也有这样的担忧。”莫洛托夫先肯定了斯大林的判断，但他接着说道：“可是斯大林同志，他们为何要给敌人贷款呢？而且我们需要的重要物资也不受限制的卖给我们？”
和其他封锁敌视苏维埃的帝国主义不同，中国和苏维埃的买卖全面开放，同时提供巨额贷款——为防止情况有变，贷款合同签订的当月，这批白银就被运走一万一千多吨，即三亿两白银；之后随着白银大幅度贬值，又陆陆续续运走六千多吨，这才停止了借贷。前面三亿两白银并没有亏多少。但后面两亿两却因为银价剧跌到每两白银零点三美元以下，所以一直囤在手里花不动。因此事后不少同志说这是中国人的阴谋，但不管是不是阴谋这笔巨款都让虚弱的苏维埃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时光。
想着之前的白银贷款，斯大林犹豫了一下却道：“但是他们并没有答应帮助我们建设拖拉机厂、合成氨化肥厂，以及电解铝厂和飞机制造厂，这些工厂对军事非常重要。”
“不，斯大林同志，他们不是没有答应，而是认为应该延后，因为现在俄国经济还没有恢复正常。这个时候就建设这些工厂，开始全俄电气化并不明智。”莫洛托夫转述着那年他在北京和杨锐会谈时的东西，并提醒道，“斯大林同志。他们的总理杨竟成当时亲自向我承诺，一旦我们正式开始全面建设全俄电气化，他们不但能帮助我们建设这些工厂，还将派出上万名专家予以指导，他不止一次的重复——不要低估中国人民帮助俄国人民的诚意。”
莫洛托夫说的真诚，可斯大林同志却是微笑的。他永远不会忘记伟大革命导师李宁同志的告诫——资本家是如此的贪婪，会卖给我们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东西，甚至抢着出售绞死他们自己的最后一根绞索。斯大林相信中国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钱，就像去年他们卖过来的那一批战车和飞机一样；而贷款，现在俄国正用木材、矿石、白金以及黄金还贷，即便不去计较白银的贬值收益，他们也是大赚特赚的，毕竟现在没多少人和俄国做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