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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这对远东公司来说，绝对是一次战略性的胜利，为接下来的土地改革工作，奠定了见识的基础。因为公司决心很大，而且基本杜绝了地方的干扰，以及各种幕后交易，所以这次土地普查工作非常精确，基本没有瞒报漏报的现象出现。
这次普查的土地规模数量超过了明朝历史上任何一次，远东公司在大明长江以北的记录在案的耕地，比明朝万历三十年官方籍册的五百余万顷，多出了近一半。
当然，这次土地普查也包括了官地、卫所、勋贵外戚的封地，但是更多还是各地士绅官僚的一直以来瞒报漏报的私地。
这次土地普查，远东公司可以说是倾注了全力，甚至是不计代价的投入，才最终完成了这个工作。这项工作极为繁琐，而且非常辛苦，各种工作堆积如山。
绝不是大明那些官老爷那样，坐在官府的户房里，看着被府衙胥吏做过手脚的籍册。而是要下到基层的城乡村镇，逐村逐村的亲自丈量耕地，完成一项纪录一项，然后马上封存建档，迅速上交到各地的工作组。
所以此次土地普查工作，还是非常准确的，这也是各地传统封建力量极力阻扰的原因。即便是在大明，士绅免税的土地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举人、士人以及各级官僚的免税标准都不尽相同，大概是进士可以有两千亩免税，举人为四百亩免税，秀才为八十亩免税。
但是各地的士绅地主通过与当地官府的官僚胥吏相勾结，大肆瞒报漏报土地，达到名下土地免税的目的。很多举人拥良田万亩，早就超过了免税的标准，但是依然不缴纳一分银子的税赋。
1581年，为了增加明朝政府的财政收入，明朝大学士张居正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但因为实施这一改革的前提是清查土地，即便当时张居正权倾朝野，但还是遭到各地士绅地主的极力阻挠，清查土地进行的并不彻底。
随着张居正的死去，从万历末年开始，大明朝廷官方籍册的耕地，就开始一减再减，到明末崇祯时期，张居正当年清查的朝廷官方籍册登记的耕地，已经减少到了相当低的程度。
明朝还有一个黄册制度，就是将各地人口、田地和资源情况统一登记、造册，作为缴纳赋税的凭据。但是各地士绅地主与官员勾结后，官员在这上面造假，用劣质纸张制造黄册，使得黄册在保存过程中由于纸张损坏而无端消失。
官员们干脆在黄册登记之初造假，把土豪地主登记为贫民，而把贫民登记为地主，结果赋税责任都落到贫民身上，造成大量贫民逃亡。贫民逃亡后，官员们干脆把去年的黄册再原样抄一遍，送上去凑数。
再加上大明各地的官僚经常以抗税为荣，而且各地官府从中作梗，在这样的纳税背景下，明朝的税收情况可想而知。
所以远东公司施行土地改革的基础，就是土地普查，若是没有一个准确的土地普查数字，想要在中原北方施行土地改革，那就是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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