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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需要高尔基来为自己增添政治砝码，双方一拍即合。达成了协议。
1928年，苏联人民委员会高度赞扬高尔基做出的贡献，称他是“十月革命的坚决捍卫者”，在苏联全国举办各种纪念活动。
以最高规格欢迎高尔基回到苏联。
回到国内的高尔基变得小心翼翼起来，他住在斯大林住所附近的别墅内。
在他的日记和私下里的信件中，称呼斯大林为“主人”，在文章里极力的赞颂斯大林。
“您是伟人，真正的领袖，而苏联的无产阶级是幸福的，因为领导他们的是一个在逻辑力量和永不枯竭的精力方面都堪称第二伊里奇的人。”
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林子轩不去管以后的高尔基怎么样。在1926年，高尔基还在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也可能正在观望苏联国内的局势，等待时机。
不管怎么说。高尔基写过那本《不合时宜的思想》，这就够了。
由于没有得到高尔基的授权，万象书局不能出版这本书籍，在苏联都是禁书，只能从一些西方国家的报道中看到大概的内容。
西方国家对于高尔基的言论非常关注，想要找到并不困难。
于是。林子轩采用“引用”的方式阐述了高尔基的观点，在文章中大篇幅的提及高尔基对十月革命的看法。
让中国读者知道在苏联国内并不是所有人都歌颂苏联，也有清醒的人看到其中的问题。
这套苏俄丛书的出版也算是“不合时宜”，但正因为不合时宜，才更有价值。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有光明就有黑暗，一味的歌颂，或者一味的批判都不够全面，想要认清楚这个世界就不能只看一面。
林子轩要做的就是把阴影的那一面展示给人看，因为有太多人关注光明了。
和扎米亚京的预想不同，这套丛书和林子轩的序言一经出版，便热销起来。
扎米亚京低估了中国读者对于苏联的兴趣。
刚好，胡拾引起的讨论余热未消，中国读者对苏联的热情未减，他们虽然不能亲自到苏联看看，却能从书籍中寻找答案。
还有一个原因是苏联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并不多见。
大多数读者都是通过报纸和中国学者的游记来了解苏联的情况，包括一些零散的翻译作品，这是因为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上海租界当局都严禁苏俄书籍的出版。
林子轩的这套书籍之所以能够出版是因为书籍的内容并非是赞颂苏联。
在读者看来，这套书籍和他们以往看到的不同。
他们以往看到的都是歌颂十月革命的报道，让他们热血沸腾，这套书籍则大多是冷静的批判，描述了革命中发生的诸多问题。
他们还从中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高尔基。
连高尔基都跑到国外去了，那这个苏联好像真的有问题。
同样的，这套书籍受到了不少人的抨击，他们认为这些作者都是苏俄的反叛分子，自然会说苏联的坏话，而高尔基只是到国外疗养。
但高尔基的确批判过苏联，发表过那些不合时宜的言论。
于是，一场有关高尔基有没有批判过苏联的话题在中国争论开来。(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