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行的医生说：“救护车就在楼下，医院那边已经按您的要求准备好了。病人情况如何？”
“严重脱水、低血容性休克、呼衰。我怀疑还可能有血胸和急性肾衰。到医院后立即拍胸片、抽血。先给他500毫升生理盐水扩容。请通知医院准备全红细胞和血小板各四个单位。我得现场插管，准备好呼吸气囊手动通气。”龚大夫果然是名医风范，临危不乱、井井有条。随行医生应声忙碌开了。
消毒程序开始后，龚大夫让我和霁川到门外回避。
过了一会儿，门猛地开了。插着气管的沥川被医务人员推入电梯，救护车风驰电掣般冲向医院。我和霁川、René以及江、张两位老总紧随而至。
沥川这回，在ICU里待了整整十七天。龚大夫说得不错，由于凝血功能障碍，肺部出血，造成大量血胸，他被插了胸管。撤掉呼吸机之后，胸管还是不能拆除，一直插着，每天都有粉红的血从管子里流出来，呼吸时痛得浑身打颤。越是如此，医生反而越要鼓励他咳嗽、深呼吸，以便尽早排出肺内痰液和血块。见沥川如此痛楚不堪，我请求医生给他注射吗啡或者杜冷丁。医生说这些止痛药都会抑制呼吸，不能用。
那段日子，连我的头发也稀疏了。每次握着沥川的手都能感到他的痛，身子痉挛着，冷汗湿遍全身。连一旁的我都跟着发起抖来。
苏醒之后，沥川不和任何人说话，包括我在内，仿佛意识已离他而去了。大多数时候他都在昏睡，很痛的时候会醒，谁叫他都不理睬。
沉睡的时候他会拉着我的手。任何时候都紧紧地拉着，仿佛那是自己的手。如果轻轻用十指抚摸他的头，他会睡得很快，好像婴儿一样。
一个月之后，沥川略有好转，霁川坚持要送他回苏黎世治疗和疗养，毕竟那里的医生更加熟悉他的病情。临行前，龚先生坦白地告诉我，两次抢救，沥川的身体已垮掉了大半，健康正在迅速恶化。如果不及时进行骨髓移植，前景非常不乐观。
沥川去苏黎世时我没跟他告别。霁川请求我陪他们一起去，我也没答应。
我履行自己的诺言。Move on。
事实证明，我不在的时候更利于沥川养病。他一连为我三次病危，我不能再让这种情况发生了。
我回北京继续拖运行李，到昆明找了一个小的翻译公司，继续干我的本行。
一切终于烟消云散了。
我感到幸福，也深深感谢上苍。
毕竟，我所爱的人还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