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遍东京，现在整个汴京都知道在京师的郊外有我这么一个隐士词人，据说连王安石也夸过我的词写得好。偶尔也有些文人慕名来访，我也就刻意结纳，不管新党旧党，全不得罪。
做为一个后世人，我是很知道的，如果得罪旧党我还无所谓，但是得罪新党，只怕我会死得很惨。所谓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象我现在这样无权无势，就只有走终南捷径，刻意给自己营造一个大隐隐于市的形象，这样我的名声一大，政客们就会对我比较客气，这也是我的自保之道。
因为我毕竟是个现代人，对于下人我也比较客气，并不使用暴力，也不刻薄，家丁和奴婢们很快也就很高兴有了一个不错的新主子。便是方圆数十里，石员外的名声也是好得不得了。
这个春天，最要紧的事情却不是这些，而是我来到古代后，第二件大事终于成功了。
不回到古代不知道搞发明创造的艰难。本来以为有毕升的技术，不就是把活字变成铅字吗？但是做铅字的困难，另外新型铸字机、印刷机的发明，真的不是现代人做的事情，现在才知道就算我生在几千年后，照样发明不了什么。
只不过我知道这件事关系重大，什么都可以不管，这件事意义实在太重大了。所以才不惜花重金请了一堆师傅来，我提出设想，他们就反复琢磨。到最后我把我知道的一鼓脑的说出来，就让他们玩去了。
劳动人民的智慧还真是无穷的，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居然就捣鼓出一架水力印刷机和一架手摇铸字机。真是聪明呀……难怪宋代有那么多了不起的发明。
再也没什么比这种新式印刷机的发明更让我激动的了，做为一个历史系的学生，我很明白先进的印刷术对人类来说意味着什么……特别是以为中国的文明程度，这种印刷术一旦普及，就会使民智大开，只要能够维持一两百年的和平，民智大开的中国将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基础。
我立即请来了唐棣和他的朋友，在酒桌上很隆重的把印刷机和铸字机的主要发明者李三朴和赵树福介绍给这些太学生，并且决定成立一个印书坊，李三朴和赵树福就是印书坊的技术总监了。即便是唐棣也不能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激动，也不会明白为什么要把两个从事贱业的人介绍给他们，更不懂什么叫“技术总监”，他们或者以为我这是一种名士风liu的行为来宽容，或者是以为我吃醉了。而李三朴和赵树福却只会憨厚的笑着，不知所措的和我们坐在一起。当然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感到荣耀，虽然他们当时并不知道，他们的发明给他们带来的荣耀远远不是和几个士子同桌共饮可以相比的。
“汴京民智印书馆”在这个春天开张了。我妥善的保存好图纸，并且要求李三朴和赵树福监制更多的机器，我要把这些机器推广到全国，而不是仅仅为了谋求自己的商业利益。这样万一我有不测，这项伟大的发明也不至于因此而失传。
鉴于当时的历史现状，我首批印刷出版的，是《春秋》诸传和《论语》，我得小心翼翼的出版着，害怕引起儒生们的反感而把我卷进政治的旋涡，让这个刚刚萌牙的力量就这样夭折了。除此之外，我也请太学生的朋友帮我去求一些本朝文人的著作来结集出版，一方面可以因此博得到士大夫阶层的好感，我只要印一本书，就可以让作者和他的门人朋友都对产生好感；另一方面，我不需要支付版税，还可以因此而挣得一笔钱。
本朝的文士们多有不错的见解和论作，但是他们的许多作品因为流传不广，而导致影响不大。把这些东西结集出版，很得儒生们的好感，而也不至于象出版报纸那样引起麻烦。当然，那些歌颂圣恩的文字，我更要选择性的出版，这样才能左右逢源。
很快，汴京民智印书馆就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焦点。大量的印书坊几乎破产，因为我们印的书大批量印刷，成本低质量好，价格又相当的低廉，仅仅到了夏天，《春秋》和《论语》就满世界都是了，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想读书，就买得起这两本书。而那些本朝名人的文字，让我获利颇丰，只是印量就不可能有《春秋》和《论语》这么大了。
之前因为我的清名早已传遍汴京，而我这种明显带有垄断目的的商业行为在这个时候反而给我博到了令名，士大夫们因为书价的下降反而夸奖我并不是那种追求金钱的商人，穷苦的读书人因为买得起想要的书而高兴，很快有人就向皇帝推荐我，想让我去朝中做官。
在熙宁三年的夏天，在我们那个时空中被谥为神宗的年轻皇帝，给我下了一纸诏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