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例，有地点有人名；也有做了不少的统计数字，指出免役法对百姓的祸害有多深；王安石对此根本无法解释，到最后他竟然赖起皮来，说这种事根本不是免役法造成的，以前也有这样的现象。我知道这种辩论手段他也曾玩过，没想到故伎重施，我毫不客气的追问：“相公谓不能保其无此，然某请问相公，免役法之前，百姓卖屋交役钱，相公可能实证？”顺便还给他带了顶帽子，“某亦敢问相公，之前百姓卖屋纳税，是仁宗皇帝时呢，还是太祖皇帝时？又因何事所致？”又批评他：“相公为宰相，为天子牧四民，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而谓不能保其无此，此非宰相之过耶？”
这时节王安石知道不能在这问题上纠缠了，便反客为主，开始质问我：“免役法使国库岁入二三百万贯，倘无此法，国库空虚，若万一国家有事，又当如何？”我朗声回道：“前者钢铁制造之业，可使国库岁入三百万贯有余，可抵此数。又若百姓能安居乐业，则商业更加发达，而国家从中厘税，收入当在不下数百万贯，然非眼光长远者不能谋此。”
我又补充说：“臣非请废免役法，乃请修改免役法。臣以为，可以复熙宁之前旧制，五等人家，数年一轮，以服国家之役，若百姓财有余力，则可以主动交钱免役，由官家请人代服此役，若贫家无力支付，则一凭旧制。并且适减役期。如此则有免役法之利而无免役法之害。”
我的这种做法，对地主士绅是很有利的，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合法的通过交一定的钱来免除差役，而一般的人家，则可以数年内集中数月的差役，不需要去交钱。另外我希望皇帝减少他们服差役的时间。这个自愿的原则下，官府小吏就不会有借口来翻手为云了。但是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是废除了免役法，因为其精神和王安石的政策完全不同了，所谓的修改，不过是给王安石下台罢了。而这样做，虽然保留了王安石的颜面，却让他的改革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
一下子要减少国库一大笔收入，为了给喜欢国库满满的皇帝一种安慰，我又告诉皇帝，凡是想出钱免除差役的，必定是有钱人，不想出钱的，则是穷人无疑。所以之前的五等人家不同差役的政策虽然仍可以继承，但是也可以有一定的修改，那就是凡是出钱免差役，我们可以把钱翻一倍。想不做事，就多出钱吧，反正这些地主们也有钱。
这样的话虽然收入少了，国库也有得嫌呀，至于有钱人多交点钱，就当纳个人所得税好了。我带点恶意的想着。并且我告诉皇帝，将来倘若老百姓中有钱的人多了，国库收入的免役钱就会更多，在一个良性循环下，不一定比现在收的少。
我不太能理解王安石此时的心情，不过我知道王安石肯定会提出辞呈的。王安石本质上倒不是一个坏人，只是他的财经政策有点差劲罢了，属于那种好心办坏事的情况。他当然有私心，但是有私心和有坏心，还是两码事的。一个人身处高位，为自己的权位和儿子谋划，是人之常情。只要他能把握这个度，不要太过份就行，王安石并没有过这个度。
而对于市易法，我又做了一番阐述，这些议论对于王安石来说，也是很新奇的吧。在免役法争论失败的情况下，他已无心再战，我顺便又下一城，市易法被彻底废除。就在王安石可能已经打定主意要辞职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与政见的情况下，我对本意想要提出一些修改意见的保马法，却不得不临时大表欣赏，并且用很赞赏的语气在皇帝面前夸奖他去年的任子法。
王安石在很多时候也算是公私分明的，至少他能和司马光保持不错的私交而在政见上如同水火就可见一斑。我这样做的用意也是想让他觉得我这个人并没什么私心，至少对他个人来讲并无恶意。并且希望能维持他的政治声誉，让他继续在宰相的位置上呆下去。这个人是不会甘于寂寞的，很快他就会想通我的做法还是有一定的好处的，然后他还会再接再励，完成他的改革事业。
当然这样做也有一个头痛的地方，就是两法如果废除，哪怕是“修改”，许多的政治投机分子就会嗅出味道了，一定会开始攻击王安石，而王安石怎么样应对我就不能事先猜到了。是干脆不想干，还是以牙还牙，把这些人贬责再一次树立自己的政治权威？想想这些，我就真的头痛。也许这要取决于皇帝对他的态度吧。只是聪明连王安石，一定也知道皇帝对他的信任不如往昔的，这次对我的人事任命过程就完完全全暴露出了不信任的意思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