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现实的，也是残酷的，我每天都在街上转着只想能够糊口。我没有多少文化，我也没有社会经验，扛过沙包，也去工地搅拌过水泥，力气和二三十岁的比有差距，最终我谋得一份在广州拉黄包车的活儿，也就是人力车夫。
广州作为最早的开放城市，这里的一切对我这个乡下土包子来说都是超乎想象的，这里的人脑子精明。比如他们从香港进电子产品回来加工，一块电子手表的成本只要两元钱，但是批发出去就可以达到十块，很快当时我从那些坐在我车上的商人嘴中得知，就这么一块表如果带到北方，那它的价格将会再翻两番。
这样的利润是建立在那个年代的信息不对称和资源缺乏的卖方市场，庞大的中国人被文革压抑了十年之后社会需求瞬间释放了出来，一盘盗版的卡带运到北方都会有人抢的头破血流。于是，半年后，我也加入了这个大军：倒爷！
我倒腾的第一笔货是喇叭牛仔裤，一共五十件，那是我在广州拉了整整半年黄包车攒下的，我再一次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在上海，我刚走出火车站之后就打开了包裹就地摆摊，不到五分钟，这批货被人一抢而空。欣喜若狂的我当天就定了返程的车票，从此，倒爷的生涯正式拉开帷幕。
衣服、电子产品、音响制品，生活用品，五金机件，总之什么赚钱，什么货好拿我就拿什么。大约有一大半的时间，那阵子我是在火车上渡过的，而去往的城市也仅仅是随着我能买到最快的北上列车，无论终点是哪里。
这样的生活我持续了半年有余，期间有亏有赚，亏的多半都是上当被骗，毕竟还是年轻。赚的呢也都寄回了老家。半年过去后，我本人依旧还是两袖清风，四海为家。
我和胖子再见的时候是在西安，那一次带了一大箱的邓丽君卡带，市面上的畅销货。在西安老的城门楼子下面，我一边啃着羊肉泡馍一边不急不慢的打开了拉链包，把那些卡带一张张的放在一块蓝布上。
“兄弟，这卡带咋个卖？”
我头也没抬随口答道：“一本五块，三本十块，要多少？”
那人说道：“这么贵，我看一本最多五毛钱，怎么样，就五毛我全要了！”
“滚、滚、滚！”我最烦这种没事找事的主了，我注意到眼前的那双脚还停留在原地，一只肉呼呼的手朝着我的卡带伸了过来。
“咦，你这人，我说了不卖！”我抬头一看，一张脸盆大小的脸带着深蓝色雷锋帽正冲着我“嘿嘿”直笑，那张大手抓起一把卡带掂量了几下道：“就五毛，卖还是不卖？”
“滚犊子！”我站起来一拳打了过去，他还是那么的结实。
钟鼓楼广场一家饺子馆叫“德发长”，我和胖子的面前各摆着一坛杏花村，我是不胜酒力的，但是我还记得两年前我们分开的时候也喝了。
醉了是必须的，我们整整喝了一个下午。
胖子绕道太原后回了成都已经是两个月后，转辗通过朋友找到了他父亲的战友打听到了家人的下落。他的父亲是个正直的人，在监狱里自杀了，是用长裤撕成了布条吊死在床档上的，他的老娘随后也跟着去了。俩夫妻死后尸体就被扔在人民南路的广场上，一连七天都没人敢去收尸，最后是他爸身前的几个部下偷偷找了俩独轮车半夜拉走的。
胖子家的那个大宅也成了革委会办事处，他也就跟着没了去处，临走前，胖子到汽车连去偷了一箱汽油半夜溜回了大院。那地方他太熟了，从小跟那长大，守院子的狼狗以前都跟他在一个碗里吃饭，把那栋原本属于自家的宅子用汽油浇了里里透透，一把火点了之后就开始逃。到现在，他也还是个黑户，有家不敢回，只能在西安这一带混混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