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们的士兵却和我们的不一样，他们的士兵和基层军官大部分都没有军校经验，甚至说很多士兵以及基层军官都是文盲，他们的训练很差，只有极少数的精锐部队是在开战前征兵入伍并受过良好的训练的，其他的部队的士兵虽然有不少也是因为家仇国恨加入军队的，但其中更多的是抓壮丁或者为了一口饭吃进入军队的，这些人作战时大部分都只是为了保命，而不是为了杀敌，这些士兵的训练也很差，虽然重庆政府为了训练新兵建立了机关制度和行为规范，甚至希望所有的新兵能接受两期合计半年的新兵训练，但实际上大部分的新兵只接受了两三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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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三个月就被拉上了前线，只能边打边学，同时，他们的士兵学习的更多的是经验，虽然书本上都有写，但他们本就不识字，也没人教他们识字，所以他们也不会看卡尺，更别说作战地图，但我相信，这些有作战经验的士兵如果接受科学的培训，必定会有强大的战斗力。
他们的基层军官学习时，对大部队的战略运作特别感兴趣，交谈时动辄军师级运动，而对基础战术动作没有兴趣，轻视规范操典，忽略小动作。他们的高层军官虽然知道这些弊端，却不知道如何改变，只能不断在会议上强调，而我看这些强调并没有多大的作用。
在士兵来源上，红党武装则和重庆的国民军很不一样，他们的军队大部分都是自愿入伍的，甚至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询问是否有无法坚持敌后作战的，如果有，只要这些人承诺不出卖部队便会放他们离开并给予遣散费，这种事情在国民军中是看不到的，我认为这是军事观念上的差异造成的，红党武装相信所有人齐心协力才能打胜仗，所以不希望自己的部队中有不安定因素，由于红党武装大部分都处于日军侵占地区的后方，所以对保密也更加看重，而相比而言，重庆的国民军中要差了很多。
和国民军不一样的还有士兵的训练，虽然都是毫无经验的农夫组成的部队，但红党武装的训练极有体系，他们从队列开始到射击、投弹，一切都是围绕着实战展开，他们的部队大部分是以老带新的方式，用老兵教导新兵，并且极为注重文化的学习，同时对作战操典要求严格，并随时修改以便符合实际。
他们的高级指挥官和国民军的差不多，大部分都是各地军校、讲武堂或者黄埔军校出身，而中低级军官大部分都没有读过正规军校，但红党自己却组建出了一个独特军事学习体系，从抗日大学这样培训中高级指挥官的到抗日炮兵学院、抗日通讯学院、抗日医护学院这些培训特殊人才的再到各地的抗日士官学校，游击培训班等培养中低级军官，使得所有的红党武装军官都有机会学习现代化军事理论和指挥艺术，并且他们的学习更加符合自己实际所需。
在武备上，重庆的军队装备以德系和苏系为主，其中苏系大部分都是苏联援助的武器，他们的空军现在已经全部都是苏联的飞机，根据我的判断，他们的轻武器装备和日军相比如果抛去弹药的问题，再考虑数量，重庆国家的轻武器是不占劣势的，但在重武器上，国民军的重型火力几乎没有，只有少量的100MM以上口径火炮，75MM的火炮已经是尖端武器，坦克更是缺乏，但幸运的是他们现在的作战地区是属于山区，日军的重武器优势被极大的削弱了。
重庆军备上主要问题有三，一是重庆弹药缺乏，自产较少；二是重武器较少，如果我国有意对其援助，这方面是重点；其三是空中力量缺失，我在重庆调查时，就看到了好几次日军飞机轰炸的场景。
红党武器装备中除了德式、苏式外，在他们的前线部队中还有大量的日式装备，这些装备都是他们缴获而来的，据说在1937年中日开战时，红党武装每个人平均只有三发子弹，而现在他们的主力部队作战时要求每个步枪兵要带二十发子弹，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自产和复装能力的提高，我看到他们每个根据地中都有了复装子弹的能力，这是重庆没有的。虽然弹药较为充足，至少对于以前来说是这样，但他们依旧要求士兵练习枪法，或者以让日军靠近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射击命中率。在我的观察下，我认为红党武装的枪法比国民军明显要优秀的多。
另外在重火力上，红党武装除了缴获的日式火炮外，还可以自产迫击炮和一部分75MM的山炮、高射炮，这主要是在延安和山西两个工业基地中生产的，虽然质量不能说好，但却解决了有无问题。
红党武装军备上主要问题有二，一是虽然有能力自产，但依旧不足，需要加大自产能力；二是重武器和飞机无法自产，缴获的也少，较为缺乏，这点和国民军相同。
除了训练和装备上，红白两党军队内部氛围也不一样，红党武装中互相帮助的事情很多，军官和士兵很少打骂，而在国民军中较为常见，同时红党军队中有一种人叫做政委，他们会解决士兵的心理问题，并且鼓舞士气，教导文化，我认为政委才是红党武装的真正核心。这一点在我去太行山时就可以看出，虽然军事指挥是刘伯承，但政委邓先贤的地位一点也不比刘低，他们在研究作战方案时，他们常常是一个人讲话，另一个不时地插话，共同拟定作战命令，联名签发，所以刘邓部队中一般都搞不清哪些指示和意见是刘的，哪些是邓的，只知道这是“刘邓的意图”、“刘邓的指示”。值得一提的是，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我发现邓先贤无比的希望了解我们美国的情况，他似乎比其他人更加对我们有兴趣，这使得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们已经在中国红党中有很多的美国工人，这些人中是否可以产生一些政治力量，另外红党中是否可以培养出一些对我国有好感的人，这样的话会更加有利用我国日后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当然，这些都需要我们首先和中国红党建立正式的交往制度。
最后，我去了华南的新四军中，新四军的部队是由原来中国红党遗留在南方的游击队组成的，他们在我到的时候正准备发起一场对江苏日军的反击战，我们到了战场上观察了他们的作战，我们发现日军的部队主要由中国南京部队和真正的日军部队组成，其中中国的南京部队作战能力较差，装备也较差，重火力基本没有，但这只力量却让日军的力量从广大的占领区解放了出来，可以说没有他们，日军在中国能守住现在的地区都很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