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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也不知道日本人的反应会这么大，他原本以为这次可能是二十九军要为自己背黑锅了，没想到最后倒霉的却是国民政府。
按照日本人提出的要求，这完全就是翻版的《何梅协定》，原本历史上的《何梅协定》是在一九三五年时签订了，不过现在看来要提前整整一年了。
本来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政府在对日的态度上就一直比较疲弱，又逢十九路军数万人马在福建正摆明车马的扯旗造反了。
现在国民政府正在忙于应付《福建事变》，肯定是没有心思来应对日本人的逼迫了。
果然没过多久，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开始约见何应钦，就五百日军士兵杀事件，向何应钦递交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拟订的“备忘录”，要求国民政府宪兵第三团、军委会政训处等撤出华北。
以上机构都是蒋介石为加强对华北的控制而设，阻碍了日本使华北脱离国民政府而实行“自治”的阴谋，因此为日军嫉恨。
酒井隆还要求国民政府的中央军撤出河北，并罢免对日本态度强硬的河北省主席于学忠。
事关重大，何应钦忙向蒋介石报告，并在此后十几天时间里，何应钦与酒井隆就行了四次会谈。
何应钦第四次与酒井隆面谈协商此事时，酒井隆又使出流氓无赖的手段，他把鞋子脱掉，放到谈判桌上，然后盘腿坐在椅子上，并不时地用佩刀敲打桌子，要求何应钦按照日方拟订的条约签字。
何应钦没有当然不会答应日本人的这股要求了，他虽说是个亲日派，但是亲日和卖国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退一万步来讲，就算是他投降日本人又能得到什么呢。他已经贵为国民政府的中央委员、军政部长，就算是投靠日本人，日本人难道还可以拿出比这个更高的职位给他吗？
而且抗战期间何应钦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期间，负责战时军制计划和参与各个战役的指挥，对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另外何应钦还得到一份殊荣，那就是在四五年日本投降时，他在南京代表中国政府接受冈村代表日本政府投降，这是一个中国军人所能享有的最大荣耀！
看到何应钦顾左右而言他，酒井隆顿时大发脾气，骂骂咧咧地出了门，没走几步，即解开裤带，不避周围众人，当院小便起来，弄得何应钦哭笑不得。
为避免日方的纠缠着自己不放，何应钦回南京向国民政府汇报，这件事他也做不了主，还得看蒋介石的态度。
接到何应钦的报告时，蒋介石气的将茶杯摔倒地上，本来中央政府在华北的话语权就很弱。
如果再把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都撤销了，那华北就成了第二个山西了，和他老蒋就真的没有半毛钱关系了。
这一点从后来的七七事变得到了验证。七七事变前夕，日本人在华北地区频频生事，不断的调兵遣将，蒋介石此时已经知道对日一战在所难免，所以急调中央军十多万大军开赴华北前线准备支援宋哲元抗日。
结果宋哲元却担心蒋介石和日本人一样是来抢地盘的，不让中央军入境，错失了最佳的战机，又连出昏招，将北平的北、东、南三面拱手让给了日本人。
虽然宋哲元后来表现的比张学良要强硬一点，但是华北地区国军的优势已经全部算是殆尽。
华北地区十多万中国军队连一场像样的会战都没有打出来，就被日军打的落花流水，完全没有昔日二十九军参加长城会战时的英雄气概了。
可是愤怒归愤怒，蒋介石也很无奈，仅凭他手中的中央军，根本就不是日本人的对手。
偏偏在这个时候福建又在搞独立，而且陈济棠这个南天王也蠢蠢欲动，这也让蒋介石无法分心，尽管他想对华北的事情做出一点有效的实际行动，却发现自己现在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最后中央军鉴于国民政府目前状态，也只能无奈的怒斥日寇的无耻行为。
经蒋介石授意，何应钦在与日方多次秘密会商后，最后还是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对“所提各事均承诺之”。
何、梅二人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就是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
《何梅协定》的规定的内容是：取消***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
撤换***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这个协定实际上等同于国民政府放弃了华北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