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要做什么，他至少得装个百依百顺。这时他反而羡慕起那些政客，起码嘴上可以把打倒帝国主义喊得震天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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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外国流氓跟我玩，是给我面子，我们就玩。禁就禁！先禁娼——不，轰动一点，先禁唱！”他看着桌上新收门徒的名单，对余其扬说，“要闹，就闹得热闹一些。”
一点不错，她想，就是这个陆家嘴渡口。当年——六年前，她和新黛玉在这儿等着上渡船，隔着黄浦江看上海外滩。江那边的世界，充满了无穷尽的幻梦，那个十五岁的少女，有着每个少女都有的纯洁，纯洁得一文不值。就像这眼前的上海天空，没有川沙渔村那么蔚蓝，烟囱如林喷云吐雾，又怎么样？
跟着她来的几个农村衣着的少男少女，正激动地看着外滩景致，抢着说话。上轮渡的人扛着挑着行李，叫孩子叫亲娘的，喧嚷声一片。
她回过头训斥他们：“看好行头！这里人多手杂。上海是轮到你们享福的地方？”
看着他们冷静下来，她脸色才温和了些。
从黄浦江口，一直到江南造船厂，绵延几十里，每日轮回不停的国际船舶展览会，开了一百多年。世界上有几个港口，能像这样一线排开如此壮观场面？
不用说她手下那些刚从乡下来的少男少女，任何一个新来乍到的人，船行黄浦，从吴淞口一直到十六铺码头，都会惊心动魄地看上两个多小时。看这个大展览是绝大的享受——这海口之河，这世界走进中国的窄门，人工的钢铁奇景。
铁船庞大的铁壳边添油漆边生锈，远不如木壳篷帆的舟楫。上海本就是不自然的，它是人为的一切集中之地，是不自然的一个大堆集。
她到上海，就是把“自然”如晒黑的皮肤一样脱掉，做一个上海女人，就是变成人工斧凿的艺术。
现在她必须把这一切教给这些少男少女，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不自然中自在。
她转过脸来，背对江水。阳光正好照在她的身上，她举起手挡住阳光，眼睛还是眯起了一些：这是一个美貌的少妇，才二十出头。六年过去了，她长成了一个端庄优雅、个子修长、丰乳细腰的女子，依然那么引人注目。当时只是青春必定捎带的礼物，现在却是成熟的自然。
十六铺，东临黄浦江，是水陆货运交通中心，西接上海旧城城垣。
冬春未暖之时，却是航运淡季，那些轮船公司的售票员拉客人，也从码头拉到了这儿的菜场：
“乘‘朝日丸’，外送牙膏一支，肥皂一块。”
“买一张‘拉弗里’，送毛巾一条，枕头一对。”
不远处是个菜场，自清晨起，卖的与买的都吼着。人声鼎沸，喧闹得像个活鸡笼子。
她耐心地等着菜场早市空出来。人空了，气味依然：菜场充溢着腐酸臭味，满地狼藉，鱼腥的鳞片还粘在菜摊板上，捡菜叶的乞丐踩在黑乎乎的垃圾上，还在忙着。这是她的戏班开始摆场的时刻。每天这时候，她整个神经都会束立起来。她手下一批年轻徒弟，各施其责，摆起摊子，打锣的打锣，敲鼓的敲鼓，她站在中心。
她做村姑打扮，但一眼就看得出是这个班子领头的。她涂上口红，脸本来就水灵，加上几个假首饰，鬓光钗影。这扮相，吸引了许多行人。打起板鼓唱的都是浦东乡下的小调，号称“东乡调”。唱的歌词更让人驻足，很多人乐得大笑，又引来一些人：
瓜甜藕嫩是炎天，
小姐情郎趁少年。
纱橱鸳枕，双双并眠；
颠鸾倒凤，千般万般。
小阿姐道，
我搭情郎一夜做你十七八样风流阵，
好像栽了蚕条又插田。
摊前的一块旧旧的蓝布上，扔了一些铜板。
她唱累了，就让徒弟接着唱，自己靠在摊后，担忧地看着天色。
这边乌云聚集，另一头却亮得可怕，天斜斜歪歪。
突然下起雷阵雨，好不容易聚集的几十个观众统统跑散，戏班子只得赶快收起简单的行头，拾起观众在蓝布上扔下的几个铜板，躲进菜摊棚下。
她还在原地没有动，豆子大的雨点打在她的头脸上，眼光四周扫一圈的工夫，身上全是雨水。这春天尚开始，衣服淋湿贴着皮肤，又冷又不好受。徒弟们叫她，她似乎没有听见。
打着雨伞的行人从她身边走过去，看着这个不怕雨淋的怪人。坐在马车里的富家女趾高气扬，鄙弃地看着这个比叫花子好不了多少的唱花鼓的乡下人。不，她到上海来，不是为了忍受又一次侮辱的，不是为着考验自己的耐心的，更不甘心做一个街头卖唱者。这种摆地摊生意，上海俗称“敲白地”，比起走街串巷的跑筒子，还算高一等，但还是靠行人施舍，勉强混个半饥半饱。
她跺了一下脚，跑向菜摊棚，对在里面躲雨的徒弟们说：“今天不唱了，雨一停，你们先回客栈，不要乱走。”
她转头就走。几个小姑娘冒雨追上来叫：“你上哪里？”
“我去借钱，我们非进剧场子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