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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笔和刀
武昌，汪兆铭府邸。
还不到中午，担任行政院院长的汪兆铭便已经得知了黄浩然被“撤职”的消息。将这个消息带到他府上的人是侍从室第二副主任周佛海。
由于“西安事变”的时候汪兆铭错误的判断了形势，过早的暴露出了他的野心和企图。所以在最高当局安全脱身之后，汪兆铭的小系统立即遭到了最高当局的极力打压!
虽然现在的汪兆铭依旧是武汉政府的元老，但政府内部的官员们都知道汪兆铭已经上了最高当局的黑名单，他的小团体大势已去！汪兆铭自己也意识到他与最高当局之间的关系已经打了死结，所以为了保证自己和手下这些人的安全和前途，汪兆铭开始变本加厉的实施他的通敌卖国行为，从淞沪会战开始，他就没有中断过派出心腹和日本人秘密接触。
干多了见不得光的事情，汪兆铭自然害怕被最高当局抓住把柄给处理了。为了及时掌握最高当局的动作，汪兆铭话大力气拉拢住了周佛海，放在最高当局眼皮子地下做他的“探子”。
“兆铭兄！眼下可是个绝好的机会啊！如果我们能趁这个机会置黄浩然于死地，或者将黄浩然的兵权夺，那边肯定会非常高兴的！谈判起来也会容易许多”
在黄浩然的问题上，周佛海的主张是“落井下石”！在他看来，没有比打压黄浩然更好的见面礼了！用黄浩然的人头换“和平救国的成功”，实在是划算至极！
坐在周佛海对面的汪兆铭一直看着周佛海，始终没有开口说话。在汪兆铭看来，要扳倒黄浩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抗战这一年多以来，中国军队打的几场大胜仗黄浩然不是参与其中就是全盘指挥！要想对这样的“抗战名将”一击致命，明显不太现实！还好周佛海的头脑也还算清醒，将重点放在了夺去黄浩然的兵权上面！！
南京沦陷之后，武汉成了中国战时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政府的党军、政机构，实际上全部都在武汉办公，在汪兆铭的直接支持下，以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等“低调俱乐部”的核心分子为中心，在汉口成立了一个名为“艺文研究会”的组织。
“艺文研究会”设总会于汉口，总会以外还设有长沙、广州、重庆、西安四个分会，另在成都、昆明等重要城市派有通讯员。从名称上看，“艺文研究会”似乎是一个研究文化艺术的学术团体，可实际上却完全是一个政治性的团体。
“艺文研究会”设理事会，汪兆铭、周佛海、陶希圣均为理事。由汪兆铭负责实际指导。理事会设平行的总务与设计两个总干事，以周佛海为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为设计总干事。“艺文研究会”成立时武汉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已经完成了改组，撤销了大本营，周佛海的第二部副部长之职务也随之撤免。因此，除了依旧担任最高当局的侍从室第二副主任之外，主持“艺文研究会”，便成了周佛海的主要工作。
汪兆铭、周佛海、陶希圣等人拼命的鼓吹“应与日本求和”，这与当时不利的抗战形势是分不开的。南京的失陷，华北与东南广大地区被日军占领，中日外交关系的断绝，使汪兆铭、周佛海、陶希圣等人这一小撮失败主义者对抗战前途感到绝望。在他们看来，与日本谋取妥协，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实际上汪兆铭成立“艺文研究会”的目的就是“对外‘主和’，破坏抗战。”艺文研究会的宗旨就是要控制舆论的导向，使政府“可战可和”。换句话说，就是希望控制舆论，煽动投降情绪。所以他才会授意“艺文研究会”编辑发行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艺文丛书”，还单独在出版组之下又专门成立了一个“独立出版社”，专门编印各种小册子。 希望可以形成看衰抗战的理论基础。
从抗战开始一直和日本人勾勾搭搭到了现在，“艺文研究会”实际上已经成了为日本人办事的半个特务机构！这就难怪周佛海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总是将日本人的态度放在第一位了！
思考了片刻之后，汪兆铭居然说出了一番和周佛海的问题风马牛不相及的话，就好像是在自言自语一般：
“桂系和那些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实际上是他们反抗最高当局的唯一手段。他们都是因为要倒最高当局，所以才会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最高当局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却利用最高当局自己的高调，逼着最高当局钻牛角。结果调子越唱越高，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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