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年(1908年)筹办谘议局、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国民普及教育、编订重要法典等。
第二年(1909年)举行谘议局选举、颁布资政院章程、人口调查、设立各级审判厅等。
第三年(1910年)资政院开院、筹办厅州县地方自治、颁布文官考试制度等。
第四年(1911年)续办各级地方自治、颁布地方税章程等。
第五年(1912年)各级地方自治初具规模。
从规划和时间表来看,设立议员,人口普查,减少文盲,地方自治,召开国会等92项重大改革,每一项都是新鲜至极的大事,对于一个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旧中国来说,其难度可想而知,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朝着现代国家推进,随着立宪的进行,传统的国家正在逐步解体,特别到了预备立宪,更深刻地触动传统政治体制中最保守最核心的成分---****皇权。在这个结构性变化即将来临的时候,任何的鲁莽和冒进都将给中国的未来带来灾难。
对大多数国民来说,立宪的前途的是光明的,但是,举朝欢呼中,却又一点人们看不见的隐患掺杂其中,正如日本首相桂太郎冷眼旁观的那样,“立宪和国会等制度是好的,但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中国现在走得太快,一定会出问题的”。
桂太郎的语预言无比精准,权力的分配如果不经过小心翼翼的精确切割,必然会把绝好的大局葬送,而接在预备立宪的第二年,大事接二连三的发生了。
一手制造这些大事的有个共同的属性,士绅阶层。
作为立宪派的急先锋,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士绅群体,在封建王朝落寞的最后一刻,走上了历史舞台的最前列。
他们的到来可不是什么好消息,除了满口立宪主张,心中怀揣的是一颗怎么也等不及的心。
按照1908年的筹备立宪路线图,清廷要进行九年的预备工作后方能召开国会,颁布宪法。但是,一旦民众的力量被发动起来,其进程和结果便不是改革的设计者所能控制和预料的了,随着慈禧太后的突然逝去,中央权威荡然不复,改革进程再也无法按计划进行,一个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国家要搞一次接骨续命的超级大手术,那无异于作死。
“九年立宪太久,最好三年,或者就在今年!”
立宪派叫嚣着,他们急迫的想从封建统治者拿走权力,而权力欲一旦膨胀起来,势必会和初衷背道而驰。
从1907年秋天起,各地立宪派便纷纷上书清廷,要求速开国会,而在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第一次开会时,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通电各省咨议局,建议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经过一个多月的多方联络,各省代表于12月18日陆续抵达上海,开会商议请愿速开国会之事。
当然,商议的结果众所周知:一步一步来?抱歉,我们等不及,快点,再快点,最好一步到位,家天下?呵呵,现在是绅天下。
“期以一年之内召开国会,则天下幸甚!”
以士绅为主体的咨议员抱着这样的想法,毅然踏上了进京的火车,“缩短年限,速开国会”,就差后面再跟上一句“超英赶美”了,总之,他们就是要把这样的声音,传进最高统治者的耳朵里。
于是,1909这一年的头一个月,载沣,叶开,以及清廷所有的重臣都能听见同一个声音。
一大波立宪派正向京城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