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兰说：“关于医疗体系的改革我也在思考，但不成熟，仅是轻虑浅谋。”
“冠兰院长别那么谦虚，你是从政的加上又是法院一院之长，考虑的问题肯定有一定深度，再说你从患者的角度看问题，肯定也有一定的独特见解。说来听听。”
冠兰说：“我问你从市场经济的角度上说，医药器材的价格，在市场上能不能主导定位？”
“从宏观上说，目前还不行，因为法制不健全，加上病人是特殊消费群体，病人要治病，药价不管多高都得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医院医生在左右医药耗材器材的价格，医生开的处方，病人不吃也得吃，不用也得用，几乎没有选择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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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所以对医药器材的价格就必须干预。”
“问题是现在这方面放开呀，你说怎么办？”
“我问你，现在每个省建几个医药医疗器械厂，难不？”
“啊，建厂？现在企业改制，国有的都变民有，怎么还回头路，这不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改革前？”这葫芦里卖得什么药，余副院长不明。
冠兰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再次问她：“难不？”
“不难，中国的GDP现在已经世界数一数二了，不要说每个省建几个药厂和医疗器械厂，就是买下几个这样的厂也不过小菜一碟。”
“现在每个省建几个医药医疗器材厂，与原来的国企有着不同区别，企业全员实行招聘制打破了原来的铁饭碗，管理不存在难度。盈利也不存在问题，因为文件规定全省的医院必须购买本省产的这些药，类似烟草专买，这种企业汗涝保收，皇帝女儿不愁嫁。那么，建这些厂有什么好处？在我看来最少有以下几点：
一是保障了患者基本用药；二是减少了药品器材流通领域的加价，把利直接让给了患者；三是患者买得起用得上该用的平价药品和医疗器材；四是对平抑药价起到带头的作用，防止了药企‘抱团’垄断协议任性涨价；五是减少了制造假冒伪劣药品器材的空间；六是为国家创收了利税同时也扩大了就业面。”
“还有，有利于研发提高医药品质量，因为国有药企，可以提出研发的刚性要求，而私企药业一般以逐利为主，舍不得投入研发。现在，连感冒药创可贴这类的药国人都到外国疯抢，让共和国的脊梁都感到汗颜啊！”
“我在想如果每个省都建几个药品器材厂，品种不一，会有形的组成一个链条，可以在药品器材资源上失遗补缺，相互调剂。网上公开品种公开药价。”
“这样可以防止以药品审批为名，换个马甲搞所谓的新药来涨价。这里我有个问题，问你，由于每个省的劳动用工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生产出来的同一医疗药品器材其价格也不尽相同，是进最低价的还是规定必须进本省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由各省市自己决定，因为影响药品的价格有多种因素，当然由本省市自己作主。”
“我是个医生，尽管每个省都建药品器材厂，国家形成了一个药品生产系统，能保证常病用药包括一些癌症用药，但病是多种多样的，国有药企生产不可能满足得了每一种病所需的药，再说国有药企也要讲利润，不可能专门为一个小病种而投巨资，包括一些高精尖的药品器材我们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差距，甚至短缺。从满足患者所需，怎么办？”
冠兰成了答记者问，好在她这段时间经常上网读这方面的文章并思考。她从容不迫，侃侃而谈。
“每个省成立医药器材进出口公司。主要是经营进口那些救命药，保命药，稀少病种的药，进口那些我们国内还不能生产的疗效好的高精尖的药品和医疗器材设备，进口时实行零关税，所进的医药器材在此基础略有盈利，并上网公开挂牌直接销售给所需要的医院和患者。”
余副医长听了跳起来扬着手叫道：“好啊，好啊！你这种思路，从上游或者说从主体上遏制了药价和医疗器材的虚高。如此一来，病人直接得到实惠。在医院本来一二十元一盒的药病人就不要花上一百多元一盒了，装一个国产心脏支架连成本带利润不超过千元，就用不着花一两万元了；就是吃进口的救命好药，用进口好的医疗器材也不会被高得离奇的价格吓死人。”
“是啊，提出医药分离，这步棋也就没有必要再考虑了。”
“严格意义上的医药分离怎么可能呢？住院的病人手术的病人还得用药品和器材的，难道让病人自己去购买？提出医药分离，提出门诊不再拿药卖药，其实还是想跟某个外国学。外国不同，他们药房的药剂师是训练有素的，还负责问病审核药单，而我们街上药铺买药的人员有几个是正儿八经的药剂师，你递上处方，不推荐最贵的药才怪呢？有的甚至还推销保健品，更有甚者偷偷的推销家庭日常用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