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哪里看，都是共赢互利。
这种情况，是他很难想的通的。汉武帝北伐匈奴，打了几十年，把匈奴打的西迁，可汉人口减半。隋炀帝三征辽东，兵发百万，虽然把高句丽打残，可沉重的兵役、夫役，也把天下百姓压的喘不过气来，终于被迫造反，大隋二世而亡。
甚至后来唐太宗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到后来唐高宗时终于联合新罗灭亡百济、高句丽，可实际上也是给百姓造成极大的负担，朝廷的这些征战，百姓们都没得到什么实际好处。虽然从长远看，这些战争，其实是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关系中原安危。
但对当时的百姓来说，他们什么好处都没得到。
将士们战死沙场，客死他乡，大量伤亡。百姓的负担不断加重，兵役、夫役，压的喘不过气来，朝廷不断增加的战争支出，将国家拖到危险的边缘。
明朝时，关外的战争，更是直接把明拖的崩溃了。
可大汉的关外战略，却完全不同。
从朝廷到百姓，从将士到商人，大家都只得到了好处。
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与这一样让人难以置信的还是西南的改土归流。
倪元路当初也反对改土归流，认为这必然逼反西南部族土司，引发一场持久的叛乱，会把帝国拖累，甚至让朝廷丢失西南。
可结果呢，完全不是他们预料的那样。
倪元路有时静下来想想，怎么一切都让人这么看不懂了呢。
文臣们反对用兵打仗，在他们看来，除非万不得已，都要尽量避免战争。一旦打仗，开支极大，各种问题也会随之而来。
可现在，大汉自立国起，就一直没有停过用兵。甚至是各处用兵，军队的规模也一扩再扩，军费的预算也不断上升，但国内并没有出现什么民怨沸腾，水深火热的情况。
相反的，现在大汉的军人成为年青人最向往的职业，也是收入极稳定和优厚的职业。而庞大的军队规模，也使得大汉有了更庞大的军工产业，那些军方订单，养活无数的工人。
在大明时代，打仗，就意味着局势糟糕，恶性循环。
可在大汉，却似乎完全反了过来，越是打仗，国内局势似乎越是好，尤其是工商制造业等就越发的繁荣。
历经两个王朝，可很多事情他都总看不明白。
就如比大明一年税粮不过两千多万石，税银才二三百万两。
朝廷空有几百万的卫所军丁，却空占着亿亩军田，而毫无作用。
可在大汉，朝廷养了百余万常备军队，各地用兵不断，结果却还能越打形势越好。大汉清量出来的田地，也并不比万历时清量出来的多多少，可国家的税收，却是以往大明时的百倍千倍。
国家税收提高了千百倍，但百姓的负担却反而下降了。
这才是真正的治国有术吗？
倪元路是真正的佩服起这位年青的开国皇帝，这种种治国手段简直是匪夷所思，但确实行之有效。
倪元路摇摇头，轻叹一声。
也许他们这些人已经跟不上形势了，他们过去的那些治国观念，根本就不适合。
新朝确实不一样了，上至勋臣武将，下至商人百姓，大家都不再那么反对战争厌恶战争了。因为大汉的对外扩张战争，并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并不威胁到他们的安全。
相反，战争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新的机会。
御驾刚过山海关，刘钧收到一封京师转来的奏章。
左都御史倪元路上表请辞。
刘钧有些意外，倪元路过去虽然是东林出身，后来还跟吴甡等联合官谋要对付他，但那毕竟是前朝时的事情。
事实上，他接替刘宗周在都察院左都御史这个位置上，干的还是很称职的。
这次的赵国梁一案，虽然刘钧也有些不满倪元路没有第一时间奏报，可他的敬职精神，还是让他非常欣赏。
都察院这种衙门，就是需要这样的人啊。
刘钧当然不可能同意倪元路辞职，他走了，哪走这样的人去。要是换一个官员，面对赵国梁的案子时，肯定不会如他这般铁面无私。
想了想，刘钧拿起御笔在马车内直接写了一道谕旨。
“晋封左都御史倪元路临安县开国伯，赐银元一万块！”(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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