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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合作，签署协议，付诸实施……半个月的时间，陈文强都是在忙碌中渡过.与西门子，与克虏伯，与伏尔铿，与德国教育部……从合资实业，到德华理工大学，全方位的合作即便没有政府的名义，却也是德国科技、资本进入中国的最大规模，是历史性突破。
德国政府虽然大喜过望，威廉国王甚至称之为“德国资本在和平的战争中取得的巨大胜利”，在国内却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这是出于陈文强的意思，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英法等国对粤汉铁路的干涉。
但这并不影响德国政府对陈文强期望值的大幅提升，再结合中国正风起云涌的立宪风潮，似乎也显现出了陈文强从经济到政治越来越重的分量。
而陈文强似乎也正在显示出自己的野心，交结封疆大吏，引领立宪派运动，扩大商团武装，建立铁路巡警，甚至聘请了克虏伯的技师，有在崖州造枪造炮的打算。
满清中央权威在削弱，这是眼见的事实，在庚子事变时，东南互保已经显出了地方势力强大，有离心倾向。所以，即便陈文强不能在朝廷中枢具有话语权，但在某些地方，主要是南方省份的实力，也将为德国增强在中国的影响力创造很多的便利条件。
以西门子为例，如果没有陈文强的大力引进和推广，就不可能在众多的中国大城市开展业务，在中国的电气市场拥有越来越大的份额。
支持陈文强，扶植在中国的代言人，这几乎成了德国政府的共识。当然，这也和陈文强的名望、能力、思想倾向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个无能的“阿斗”是不会被人关注，不会有人扶持的。
而对于陈文强，他确实比别人更有清醒的认识。与德国工商企业的全面合作，固然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但能够被人利用，说明你多少还是有点价值的。人生于世。怕就怕一点儿价值也没有，求人利用都不可得。
就象现在被利用的上海滩的底层人物，他们人数最为众多、情绪最容易被激动，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每一次社会动荡及革命，他们都是最主要的、被利用和倚重的力量。
商人罢市、苦力罢工、女佣罢洗……各个阶层的华人实行无限期总罢工，后果则是公共租界越来越混乱，越来越糟糕。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菜没处买，车无人拉……势大傲慢的英国人蓦然发现，他们的生活离不开那些被他们鄙夷喝斥的又脏又穷的中国人。而且，他们的强硬正在招致公共租界内美、德、俄、法、日、荷等国驻沪领事馆及侨民的不满和批评。
而事态的发展并不因为时间的持续而有所缓和，对英国和英国人的怨恨不满正在脱离肇事之端的“公审案”，鸦x片、赔款、割地……涉及到的令中国人感到屈辱的事情正在诉诸报端，激起的似乎将是不亚于抵美运动的风潮。
显然，这场风潮的掀起和扩大有着幕后力量的支持，如同抵美运动一样，没有金钱的襄助。中国人将无法承受抵制的成本。上海商会肯定是资金的提供者之一，还有没有别的势力掺和其中，借机获利呢？
随着陈文强主导的与德国工商企业，包括德华银行的一系列合作，英国人严重怀疑这场运动背后有德国人的影子。而就在他们还不能确定，且没有做好再进一步退让的准备时，陈文强却已经准备停当，赶到长沙，宣布奉总督张之洞之命，接任湖南省粤汉铁路总办。即刻召开董事局会议，商议公司诸项事宜。
与此同时，媒体舆论也紧紧跟上，开始为陈文强造势。此时。人们才恍然大悟，之前对各铁路公司的批评指责只是铺垫，真正的目的是为了陈文强方便接手。
股东大会尚未召开，陈文强已经接连出招，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首先是立刻废除民怨矢集的“租股”、“房股”，已收的租股、房股由公司偿还给百姓；其次是在报纸上公布了新章程：将湖南粤汉铁路公司以前所抽所招各股。改换为新股票，仍照原定利息按时给付；路成之后，一律分给红利；其有不愿领换股票者，即将原股如数给退。
大清国的铁路虽然号称商办，但因为民间资本薄弱，比如川汉、粤汉等铁路公司，还是依靠政府给予的特殊政策，如强行向农民征收“租股”等，铁路公司因此而成为“二政府”。
即使在商业资本占很大比重的浙江、江苏铁路公司，管理上股东权益旁落也是普遍现象。各铁路公司管理混乱，财政被少部分高管把持，而商办的性质又使其逃脱了官方监察机构的监管，民营铁路公司成了这些高管们的小金库。如果收归国有，不仅断了他们的财路，而且为收购而准备的清产核资，将会令他们之前的暗箱操作大白于天下。
显然，陈文强是有备而来，而既得利益集团又岂能轻易屈服，一场争斗在所难免，鹿死谁手，谁又能提前知晓？
…………
“陈文强，之前只闻其名，洋务似乎娴熟，其他倒不了解。此番前来，看似准备充分啊！”原湖南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王先谦纠集了亲信党羽，紧急商议对策。
王先谦，对外号称著名的儒学大师，任总办之前担任着江苏学政的职务。但他久住省垣，广通声气，凡同事者无不仰其鼻息，供其指使，一有拂意，则必设法排出之而后快。所以，在地方上的影响力，早已不是依赖他曾经当过江苏学政挣来的那个官级，而是利用铁路公司建立了一个实际上的第二政府。
以爱国为号召，王先谦先是鼓动张之洞花费双倍的高价从美国人手中赎回粤汉铁路，又号召湖南人民踊跃购买股份、爱国救国。而他本人却在高喊爱国口号的同时，死死捂住钱袋子，盯上了免费的“干股”“有问以曾入股若干者，答曰，吾为总办当坐分红利，何须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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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而由他主持的湖南公司，先是靠政府的公权力强制征收租股、房股、米捐、盐厘。又以公司为利薮，以公司之款，为行乐之资。而坐办总理余肇康与王先谦狼狈为奸，以至湖南之铁路公司开办至今。修路“只动三锄”。而筹集的路款，却被他们纳入私囊，“股东无账可查，湘绅无敢过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