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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吴穆这番意味深长的话，周平顿时一阵恶寒，可脸上还要强挤出一幅感激涕零的模样，那样子就别说有多奇怪了。这时张嘉禾解释了起来：原来这吴穆吴公公本是提举京东路郓州、密州、齐州、济州四州括田所事，这几州都位于梁山泊周围，宋江起事之后，梁山泊内盗贼四起，将他设置的不少税卡捣毁，税吏也杀了不少。这样一来，这位吴公公的税收进度自然受到了很大的印象。如果抛开对当时北宋的恶劣影响来看，那位杨太傅对自己手下的奖惩激励机制是非常先进的，比如向他提出建立括田所建议的那位杜公才便因为献策而被擢升至观察使的高官，观察使是北宋当时正任官的一种，这种官职不列入常规的磨堪序列，无法通过资历累计得到，原本是用来奖励边境立功之人，极为难得。素来有“贵品”之说，一般都是颁给宗室、重臣，俸禄极为优厚。而那杜公才本来不过是个胥吏，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件震惊天下的事。而吴穆为了得到这个大有油水和机会的差遣付出了很多，由此不难想象他有多么迫切的重新开始征税，弥补失去的时间和损失。
“那下官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呢？莫非要下官派人去帮助公公设卡收税？”周平不解的问道。
“那就不必劳烦监押了！”吴穆笑道：“设卡收税可是大有油水的，要做这等事的人要多少有多少。只是那梁山泊民风彪悍，虽然宋江已经诛杀，但其他盗匪还有不少，这就须得依仗监押之力呀！”
“感情是要我来当你的狗腿子呀！”周平这才反应了过来，不过既然自己已经当了封建王朝的武官，那么镇压农民起义就是自己不容推卸的责任，想到这里，周平笑道：“这有何难，只需韩相公说句话，在下自然出兵！”
周平话音刚落，吴穆脸上的笑容便僵住了，随即这太监便冷哼了一声，转过身去。一旁的张嘉禾赶忙低声道：“贤弟，你这话可就说的差了。”
“差了？”周平一愣，问道：“韩相公才是知济州州军事，没有他的应允，我岂能擅自调兵？”
“哎！贤弟你糊涂呀，要是吴公公能够让韩相公开口，还来找你作甚？”
“啊？”周平顿时糊涂了，感情韩肖胄还会反对去剿灭梁山泊的盗贼？他不是刚刚让自己去招安了宋江吗？听了张嘉禾一番解释后，周平才慢慢明白了过来。原来在古代中国，皇帝本身是有双重身份的，他即是整个国家的元首也是一个自然人。当他作为国家元首的时候，他与以儒家士大夫为主体的官僚阶层在绝大部分事情上是一致的，但在作为一个自然人的时候却往往会有着尖锐的矛盾。比如天子往往在征收田税、口赋等正税的同时，还希望通过各种杂税、厘金等方式获得更多的财富以满足战争、大规模工程以及自身奢侈欲望的需要。而官僚在这个时候，往往就出于确保帝国长治久安的立场出发，对皇权这种额外的征索采取消极对抗、抵制甚至抗议的态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这也是宋徽宗派出宦官或者“幸进之徒”而不是通过正统的士大夫官僚来聚敛钱财。
像韩肖胄这样受过良好儒家教育的士大夫官僚会千方百计的镇压对国家统治和秩序造成严重威胁的宋江贼寇，但是对梁山泊那种群众自发性的反抗括田所的态度就暧昧多了。毕竟以他的眼光，不难看出西城括田所这种杀鸡取卵式的聚敛也许在短时间内能够获取大笔的钱财，但却严重的破坏了社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造成的后果是极其深远的。这种观点在儒家的经典《大学》中有鲜明的体现：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其大意如下：孟献子说：“养了四匹马拉车的士大夫之家，就不需再去养鸡养猪；祭祀用冰的卿大夫家，就不要再去养牛羊；拥有一百辆兵车的诸侯之家，就不要去收留
搜刮民财的家臣。与其有搜刮民财的家臣，不如有偷盗东西的家臣。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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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做了国君却还一心想着聚敛财贷，这必然是有小人在诱导，而那国君还以为这些小人是好人，让他们去处理国家大事，结果是天灾人祸一齐降临。这时虽有贤能的人，却也没有办法挽救了。所以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这种说法在市场经济盛行的今天也许让我们觉得迂腐，但仔细一想也有他的道理，古时候生产力不够发达，如果天子太看重钱财，那么官吏们必然会大肆搜刮，那么百姓无法生存要么起来反抗，要么被外敌入侵，结果国家灭亡天子又再多钱又有什么用呢？所以统治阶级中比较有远见的分子普遍主张节制自己过分的欲望，以保证自己的长远利益。其实今天也有类似的观点，比如不可以唯“gdp”论，今上“要当官就别发财，要发财就别当官”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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