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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刘易斯(Peter Lewis)是《财富》杂志技术板块的评论员,史蒂夫演讲结束后,他安排了一次与史蒂夫的私下简短访谈,我也跟着去了。18个月前,我为了写一本书开始休长假,那段时间一直没有见史蒂夫。自从我认识他以来,这是最长的一次我们没有互相交流,因此我很期待这次访谈。史蒂夫看上去如释重负,因为演示非常顺利,但当我和彼得把谈话拉回这个问题时,他显得有些生气:为什么苹果不允许软件开发商为iPhone开发软件?毕竟,iPhone和麦金塔或普通个人计算机一样,也是一台强大的电脑设备,不是吗?我提到谷歌地图和YouTube视频软件都证明iPhone是可以“开放”给第三方软件开发商的。“我们必须参与软件的开发,”史蒂夫说,“这样才能知道究竟有哪些软件。”接着,他谈了自己的担忧,一旦第三方软件审核管理不善,就有可能把软件病毒带入手机中。“在开放前,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了解软件应用对网络的影响,”他补充道,“我们不想造一个怪物出来。”他还提到,如果软件开发商想为iPhone开发软件,他们可以设计特殊的网页,在网络服务器上完成任务,而手机只作为一个终端。
苹果公司内外已经有很多人向史蒂夫提出过类似的疑问。约翰·多尔(John Doerr)是著名风投公司凯鹏华盈(KPCB)的执行合伙人,他和史蒂夫住在同一街区,两人后来成了朋友,因为两家的女儿在帕洛阿尔托的同一所学校上学,孩子有时会寄宿在对方家里。多尔和苹果公司从未有实际业务往来,但他认识苹果所有的骨干。iPhone上市的几个月前,史蒂夫就给了多尔一部,多尔问了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不让第三方开发软件?“聊到最后,我对他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多尔回忆道,“‘如果你决定开放iPhone的话,我可以设立一个基金鼓励人们为iPhone开发软件,我觉得是个很好的商机。’他回答,‘好吧,如果我改变主意了再联系你。’”
2007年6月29日iPhone上市后,消费者遇到的最大问题不是软件应用太少,而是AT&T的信号太差。举个例子,史蒂夫送了麦克·斯莱德两部iPhone,但在斯莱德位于西雅图的家里,两部手机根本没有信号。斯莱德写了封邮件向史蒂夫抱怨此事,史蒂夫立刻给AT&T的CEO打电话,第二天AT&T的客服人员赶到了斯莱德家里,但他们却无能为力。只有出了西雅图,斯莱德的iPhone才有信号。
更糟糕的是,在旧金山湾区,AT&T的信号也不如威瑞森。连接旧金山和圣何塞的I-280公路起伏不平,在上市第一天就购买了iPhone的电子迷们发现,开车行驶在这条路上电话经常会断掉。在这些地区手机信号都那么差,就更别提网络了。
iPhone上市的第一个季度里,一共卖掉150万台,其实销量可以更高。虽然信号不太好,软件应用也很少,只有谷歌地图等为数不多的几个,但销量依然比想象中的好。消费者原本期待iPhone能支持电子游戏、书籍阅读、计算器、文字编辑、财务表格等各种功能,但这些功能都不具备。史蒂夫以前在苹果公司的死对头路易斯·卡西后来去了风险投资公司工作,他曾直言不讳地说:“第一代iPhone就是个废品。”
这一次,史蒂夫改变主意的速度比上一次从iMovie转到iTunes还要快。他的表达方式并不优雅,根据埃迪·库埃的回忆,他的命令是“见鬼了,就按你们说的做吧,让我一个人静一静”。2007年秋天,多尔接到一个电话,“史蒂夫突然冒出来一句,‘我们应该谈谈,来库比蒂诺吧,谈谈基金的事。’因此我就去了,一起整理了些材料,设立了一个基金叫作iFund。我告诉他基金将筹集5000万美元,斯科特·福斯特尔(Scott Forstall)当时负责iPhone的操作系统,他也在场,他对我说,‘约翰,才5000万美元?你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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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肯定能筹到1亿美元吧。’于是我们就敲定了1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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