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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让这一切重演，史蒂夫决定不满足于仅仅提供产品。2011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几个月前，苹果公司对安卓市场的领袖三星发起了一系列诉讼，甚至意欲阻止这家韩国生产商将手机销往美国。史蒂夫没有直接起诉谷歌，因为谷歌并没有从安卓操作系统中赚到很多钱，系统是免费提供的。但他决定起诉手机生产商（苹果也起诉了HTC和摩托罗拉，谷歌于2012年收购了摩托罗拉）。他起诉这些公司抄袭了苹果iOS系统用户界面的很多特点，这些起诉案直到2014年才达成和解。在美国法庭上，苹果大获全胜，不过尚未从三星那里获得赔款。双方在2014年同意撤销所有美国市场以外的与安卓相关的诉讼案。撤诉无疑说明，起诉案对所有相关方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为了让史蒂夫发泄对谷歌的愤怒，苹果付出了至少6000万美元的律师费代价。专注是史蒂夫的一大优势，但从长期来看，他一意孤行的起诉却是对公司发展的干扰。
史蒂夫会将所有与工作相关的事都视为他个人的事。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学着去相信自己心中的激情，这种激情引领他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但是激情也有副作用。
一方面，史蒂夫倾向于从工作中寻求认同感，导致他对于外界的批评异常敏感。尽管与大多数公众人物一样，史蒂夫能够对外界的谴责置之不理，但他还是希望可以得到外界的认可，认可他对于现代生活所做出的贡献。我为《财富》杂志撰写的报道中，有几篇是批评他的，他看完后会给我打电话或发邮件，说“你伤害了我的感情”。我知道他看完这些报道后肯定会不高兴，但不会每次都把这些批评看作是针对他个人的。我曾经撰写过一篇专栏，讽刺第一代AppleTV（高清电视机顶盒）更适合用来挡门，可能做寿司托盘也不错。史蒂夫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刻给我发邮件说，“我无法不同意你的观点。”除了吉尔·阿梅里奥外，他是唯一一位会对我写的报道做出如此回应的CEO。
在处理与同事的关系时，史蒂夫同样棱角分明，一方面提升了高管团队的忠诚度和凝聚力；另一方面在高管团队出现人事变动时，却会产生负面影响。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10年里，出现过几次人事变动。史蒂夫无法容忍核心团队成员偷懒、享有特权或野心过大，他经常将某些成员放到对立的位置上，以判断谁的想法比较好。每位成员都必须时时刻刻处于最佳状态，全身心投入工作，为公司做出实质贡献，否则不知不觉间就会被史蒂夫边缘化。史蒂夫曾亲自把阿瓦·特凡尼安、乔恩·鲁宾斯坦、弗雷德·安德森和托尼·法德尔拉进核心圈子，但事实证明，他随时都可能把他们踢出去。
安德森是第一位离职的高管，他比史蒂夫大10岁，年龄足够当几位新高管的父亲了。他是一位杰出的CFO，大家公认正是他的努力才让苹果支撑到了史蒂夫回归的那一天。他曾是高管团队中受约束最少的一位，因为史蒂夫并不是财务领域的专家。他的办公室离史蒂夫只隔了几个房间，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CEO要在预算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就会去安德森办公室，让安德森帮忙把需要的钱安排到位。“史蒂夫和我作为工作伙伴能够互相尊重，是发自内心地尊重对方，”安德森回忆道，“如果他想为某个想法或营销方案再多拨500万美元或1000万美元资金，不会自说自话地直接执行，他会来我办公室找我，试图说服我。‘弗雷德，赶紧，难道你就安排不出这笔钱吗？’这就是我们合作的方式。”
安德森担任CFO的时间比他原本预期的要长，他感到有些累了。事实上，早在2001年，他就想过另谋职位或退休。那一年，戴尔电脑曾经挖过他，史蒂夫为了留住他，说服董事会给了安德森一次性100万股期权奖励，就是为了让他明白苹果认可他的付出。史蒂夫也给阿瓦、鲁宾斯坦和蒂姆·库克争取到了同样的奖励，高管团队的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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