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生怜悯，回家询问母亲：
“楼下的疯子，这些年就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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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
管吗？”
母亲笑了笑：“咳，她可不疯。”
“不疯？不疯把自己搞成那样？”我很惊讶。
母亲说，这女人的精神本来是正常的。只是她很不幸地出生在一个极度重男轻女的家庭，出生以后父亲大骂母亲，非得再要一个男孩。当年计划生育查得极严，家里又穷得交不起罚款，于是她父亲就想了个损招儿—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报成智障儿童，这样就可以合理合法地再生一个孩子了。
“所以她就装疯？”我觉得简直匪夷所思。
“对啊。”母亲叹息一声，“如果不装疯，她爹就往死里打她，这孩子被打怕了，就乖乖装疯，一装就装了20多年。”
“长大以后为什么还要装疯？”我问。
“学东西的年龄全都荒废了，她什么都不会，也没人娶她，人早就废掉了。装疯好歹还有国家救济金养着，就这么混日子呗。总归，好死不如赖活着。”母亲淡淡地说。
高中时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芒种》杂志上，名字叫《第二个天堂》。写的是我陪父亲去某处精神病院检修仪器的经历。
在那间精神病院里，我认识了一个病人朋友，他是个善良温和的男人，一直在跟我说自己有个漂亮妻子和孩子，出门工作时生了病，被送进这里，就再未联系上她们。我安慰他，说结束工作回去时一定帮他寻找他的妻子。
临走那一天他跑出来送我，还给我摘了一大捧我最喜欢的野酸梅，父亲嘲笑我“到哪里都能和群众打成一片”。院长大声呵斥，把他赶了回去，他还是不忘回头冲我用力挥手。
我冲他喊：“我一定帮你找你的妻子
—”
院长诧异地看着我：“你傻了？他20岁就被送进这里了，哪有什么妻子。”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我收到一封读者来信，他说自己读到结尾时哭了。因为他也曾是一名患者，只是后来治疗情况良好，终于可以像常人一样生活。
他说生病的那段日子，常会陷入迷惘、孤独，但头脑中却有一片很纯净的思维空间。在那里，自己是完全的主人，也希望有个人可以坐下来，听听关于那个空间的故事，那样他就会觉得很开心。
他最后写：谢谢你，小妹妹。虽然他们的心已随着头脑荒芜，但依然渴望着另一种意义上的完整。谢谢你曾经填补过它。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傻瓜。有些真傻，有些装傻。
我们对待傻瓜的态度往往不那么平和。即使看上去实在可怜至极，大约也只跟上一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更有一位朋友声称“宁对十个坏蛋，不交一个笨蛋”。他认为“与一个智勇双全的坏蛋过招，至少可以让自己飞快成长。与一个笨蛋做朋友，只会拉低自己的眼界和判断力。”
然而我们都忘记了，可怜之人可能会有可恨之处，但更多的还是痛入骨髓的可怜之处。
那份可怜，往往是大多数貌似坚强无敌的人们，一生皆未曾领略的寒冷和遥远。
读《流放的老国王》，德里达说：“当人们写作的时候，总是在请求原谅。”此刻落笔的我，也在真诚请求着原谅—对那些曾被自己无意中伤及的灵魂。
没有人从生下来就想当傻瓜，没有人希望自己永远是一颗不开窍的笨蛋。有多少心酸甚至心碎的起因，很少会有人有耐心坐下来细细倾听；更不愿意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思考：如果经历了与他同样的过往，现在的我会是怎样？
西方有句谚语：不要抱怨别人的路好走，直到你穿上他的鞋子走一里路。
我们是幸运的，没有瘫痪不起的伴侣，没有心如蛇蝎的亲人，没有绝望缠身的病症。所以不要在遇到小丑一般的存在时，笑得那么大声。摸摸你的心，那里有没有幽邃的空洞，有没有曲折的裂痕，会不会在某个瞬间崩坏。
怜悯他人，即是怜悯未知的自己。也许有一天，你即是他，他即是你。
谁知道在某个地方，会不会也有人冷笑着看着远处眉飞色舞的我们，轻蔑地说：“看，真是一个傻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