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乐意接受您的教诲，”这位侦探立刻改变了态度说道，“到如今我还没从办案中得过什么荣誉呢。”
“采取过什么措施呢?”
“我全部时间都在盯着看门人，他离开警卫队时名声不是很好，但我们找不到什么证据。不过他老婆是个坏家伙，我看，她实际上对此案知道很多。”
“你跟踪过她吗?”
“我们派一个女侦探跟踪她。她好喝酒，女侦探就趁她高兴陪她喝酒，可套不出什么话来。”
“据说她家来过一些旧货商。”
“是的，可她已经把债还完了。”
“钱从哪些地方来的?”
“看门人刚刚拿到年金，可他们还是过得紧巴巴的。”
“那天晚上她代替丈夫上楼来应承，她对此作何解释?”
“她说他很累，她乐意替他干。”
“是的，一会儿后他睡着了。如此说来这女人除了品行不端外，没有什么罪证了。为什么那天晚上她匆忙离开?”
“她说那晚已经比平时晚了，所以有点儿匆忙。”
“那为什么你和费尔普斯先生晚去她家二十分钟，却比她到的早呢?”
“她说公共马车比较慢，双轮双座马车快。”
“为何到家后她先跑到厨房去了?”
“她说由于钱放在了厨房，要拿来付给旧货商。”
“有没有问她，离开时，是否看见有什么不明身份的人在查尔斯街上徘徊?”
“她说只看见了警察。”
“很好，该问的你都问了，你还做了一些什么呢?”
“在这九个星期内我们一直在监视职员戈罗特，可没有收获什么，我们也找不到任何不利于他的证据。”
“还有什么?”
“啊，我们已无所事事了。”
“你想过为什么电铃会响吗?”
“呀，我承认我已被难住了。不管怎么说，这人胆子够大的，不仅来了，而且还敢发出警报。”
“对，这很怪。谢谢你。如果我要你去抓这个人，我会告诉你的。”
“现在去哪儿?”离开警厅时，我问他。
“到霍尔德赫斯特勋爵家去，这位内阁大臣和未来的英国首相。”
幸运的是，我们赶到时，他还没走。福尔摩斯递上名片，他召见了我们。他是按旧式礼节接待我们的。
“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福尔摩斯先生，”他笑容满面地说，“我当然晓得你们的来意，能够引起你们关注的我们部里只有一件事。能否告诉我你们是受谁委托办的吗?”
“费尔普斯先生。”我朋友答道。
“啊，是我那可怜的外甥!你明白，我是不能循私枉法的。我担心此事不利于他的前途。”
“要是找到了那份文件呢?”
“那就完全改变了。”
“勋爵，我希望能问您几个问题。”
“我很高兴。”
“就是在这间办公室里，您抄写文件吗?”
“是的。”
“就是说几乎没人能偷听到你们的谈话?”
“绝对没有。”
“是否对人说过您计划叫人抄写这份协定呢?”
“从来没有。”
“你敢肯定?”
“完全肯定。”
“好，你们两人都没说过，并且没有他人知晓此事，那么盗贼来办公室纯属偶然了。他抓住这个机会，把文件拿走了。”
这个内阁大臣笑了。
“我可不会想到这个。”他说道。
福尔摩斯想了一会儿。“还有其它更为重要的东西，我想和您商量一下。”他说道，“据我所知，您担心此协定一经披露，就会导致极严重的后果。”
内阁大臣脸上掠过一丝阴影，他说道：“当然。”
“出现了吗?”
“还没有。”
“要是此协定已经落到，比方说是法国或俄国外交部的手里，您会有消息吗?”
“我一定能收到消息。”这位大臣面色不快地说。
“这么说，既然将近十个星期过去，一直没有消息，这就有根据设想，由于某种原因，法、俄外交部还没得到此协定。”
“福尔摩斯先生，我都弄不明白，为什么他偷走协定只是把它束之高阁。”
“可能他在待价而沽呢。”
“但是再等上一些时日，文件就不值钱了。因为几个月后，这个协定就不是秘密了。”
“这点很重要，”我朋友说，“还可以猜想，那人突然病倒了……”
“比方说神经病，是吗?”霍尔德赫斯特勋爵飞快地扫了他一眼。
“我可没有这么说，”他沉着地说，“浪费了您这么多时间，告辞了。”
“不管罪犯是谁，都希望你能够顺利地查出来。”他向我们点头说道。
我们走到白厅街时，福尔摩斯说：“他是一个优秀的人，不过要保住他的地位，他还得再做一场斗争。他不太富有，可却有很大的支出。你当然已看到他的长统靴子已经换过鞋底了。我很希望你明天和我一起坐同一班火车去沃金。”
第二天早上我们一同去了沃金。他说，没有广告的回音，此案也没有头绪。他说话时面无表情。我记得，他谈到贝蒂荣测量法，他对这位法国学者非常欣赏与赞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