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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边的第三个人是潘科夫，外形俊美像古希腊雕像，他正埋头苦读一本德文杂志，不时托托架在鼻子上的角质大眼镜。令人无法置信的是这位三十岁的大力士抬起自己那条不听话的腿时异常困难。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潘科夫是编辑、作家，是教育人民委员会的一名干部。他会几门外语，熟悉欧洲，知识广博，连切尔诺科佐夫都敬他三分。
“那个是你的室友吗？”日吉廖娃低声问切尔诺科佐夫，扬扬下巴指着坐在轮椅上的保尔。
切尔诺科佐夫放下报纸，立刻神情明朗起来。
“对，他就是保尔·柯察金，您不妨跟他认识认识。他受病痛摧残动不了了，不然他要是去开展工作有麻烦的地方，一定能打开局面。他是第一共青团员，只要大家帮他，他就还有工作，我打算帮他一把。”
潘科夫听着他们的对话。
“他得了什么病？”日吉廖娃又低声问。
“1920年受伤留下的后遗症，伤了脊椎骨。这里的医生担心这暗伤会引起全身瘫痪。多伤脑筋呀！”
“我现在就把他推到这边来。”日吉廖娃说。
他们就这样成了朋友。令保尔意想不到的是，日吉廖娃和切尔诺科佐夫这两个人后来成了他的知己，在他重病缠身的几年里给了他无私的帮助。
日子过得紧张而有规律，达雅上班，保尔学习。他刚要抓一个小组的工作，新的不幸又悄然而来。他的双腿全瘫了，只剩下右手还能动。保尔费尽心力还是寸步难行，连嘴唇都咬出了血。达雅束手无策了，她痛苦万分，因为不能帮他。然而她从不表露出这种无奈和痛苦。
保尔内疚不已，他微笑着说：
“达尤莎，咱们该离婚了，好在当初没约定这么倒霉也得共同生活，好姑娘，今天我得想想这件事了。”
达雅制止了丈夫的话。她紧紧搂住丈夫的头痛哭失声。
阿尔焦姆知道后便写信通知了母亲。母亲抛开一切来到小儿子家里。三个人住在一起，婆媳之间关系很融洽。
保尔仍在坚持学习。
一个阴雨连绵的冬天的晚上，达雅带回喜讯——她当选为市苏维埃委员了，从此保尔就很少见到她了。达雅在疗养院食堂做洗碗工，下班后经常直接赶去市苏维埃的妇女部，直忙到深夜才一脸疲倦地回来，但脑子里装满了新情况。吸收她为预备党员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她心情激动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谁知，新的灾祸降临了：保尔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先是左眼发炎，疼得像火烧，不久，右眼也被感染了。保尔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了失明的含义——周围的一切都罩上了黑纱。
保尔前进的道路被难以搬开的巨大路障挡住了，母亲和达雅痛苦万分，但他自己却镇定下来，暗下决心：
“再等等看，如果确实再也无法前进，如果失明使所有为恢复工作而进行的努力成为白费功夫，再也不能归队了，那么，就该做个了断了。”
保尔给大家写信。朋友们纷纷回信，鼓励他顽强斗争下去。而在这境遇最艰难的时候，达雅兴高采烈地告诉他：
“保夫鲁沙，我被吸收为预备党员了。”
保尔边听她讲述她如何被接纳的情形，一边回想着自己入党前后的日子。
“柯察金娜同志，这样的话咱们就能成立一个党小组了。”保尔紧紧握住她的手。
第二天，保尔给区委书记写信，请他来见一次面。傍晚时分，区委书记沃利梅尔乘着一辆沾满泥浆的汽车来到他家。区委书记是拉脱维亚人，五十开外，是个大络腮胡子。他握着保尔的手说道：
“啊，过得怎么样？你怎么还不快起来？我们要派你下地干活儿了！”他大笑。
他们谈了两个小时，书记连夜里的会议都忘了去开。他不停地踱步，倾听保尔的讲话。然后他说：
“先别提抓小组的事。你必须休息，把治眼睛放在首位。或许去趟莫斯科会有用，你该思量思量……”
保尔打断了他：
“沃利梅尔同志，我需要人——活生生的人！我不能脱离大家，我比任何时候都想与别人接触。派些较年轻的人来吧。现在农村的小青年有些左倾，搞集体农庄过不了瘾，就想弄公社。一不小心这些年轻团员就想瞎冲，这是冒进。我明白得很，因为我也这么干过。”
沃利梅尔站住了：
“你怎么知道？这情况昨天才反映上来。”
保尔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