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弄不干净”
“嗯，我听姐的”李秀玲拍了在自己屁股上摩挲的那只手一下：“我说认真的，你到底记住没有！”“我记住了，姐。”男孩笑着回答。“你叫啥名字啊，能告诉我么？”李秀玲想了想，试探的问。
“我叫张晋午，我朋友都叫我小午。”男孩爽快的回答到：“你呢，姐？”“你就叫我玲姐吧，或者直接叫姐也行。”婆婆最近心情看上去不错，尽管她知道债务的事，也分担着来自家庭大部分的劳动负担。
但人总得从生活中自己寻找那些正能量的事，来调剂自己的心态，哪怕再微不足道。一个乐观的人，才能勇挑重担，尤其是女人。李秀玲的婆婆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她出身农村，三十年前经亲戚介绍，认识了李秀玲未曾谋面的公公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城市户口。
那个年代，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城里人有粮本，每月的工资里有钱还有粮票，偶尔也有布票或者其它什么票。粗粮和细粮都规定好了供应量，其它生活用品也能得到保障。
虽然不多，但那是实打实着的国家发放，而农村人，就是靠天吃饭，无数人一辈子守着的，只有旱涝凭天的土地，还是有限的面积，还得交公粮。中国人，尤其是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对没有粮食简直就是恐惧到了骨子里。
这种恐惧影响了至少两代人，对于粮食的态度。更不要说城市里有楼房，有自来水，有抽水马桶和各种让农村人羡慕并弄不懂用途的公共设施。
环境的差异使得人的素质也截然不同，尽管十年浩劫摧毁了城市一代人的素质和文明，但大环境在那摆着呢，而且底子也没烂彻底。
改革开放初期，涌入城市的农民工闹了很多无知的笑话，根本原因正是因此。因此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前，大部分地区的农村，还是以闺女能嫁给城里人为最大的吹嘘资本，当然。
直到现在，也少有城市人嫁去农村的例子，那些拆迁户娶媳妇自然不在此列，他们的户口也是城市的了。
因此城里生活的优越性，是在国民心中根深蒂固的。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就是幸福。李秀玲的婆婆当年就是幸福的一份子，然而好事多磨，婚是结了，户口却落不上，本来按照国家规定。
她嫁过来，就应该落入城市户口，但到了派出所、街道以及别的什么需要盖章的单位，就出现了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问题。通常来说“找人”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途径，直到今天。
在东北地区想办任何正规的，或是亟待解决的事，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也是“不行就找找人吧”找的人，自然是有实权的。
或者能帮忙说得上话的人。你在办公室里和这些人说什么，他们总是一副根本听不进去的神情，而当你“找了人”往往解决问题的，也就是他们的一两句话而已。做手术要找人，经商要找人，孩子安排工作要找人，落户口也是。
当然，人不能白找，凭什么别人都办不了，心里都没底，就你能？就你心里有底？送礼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九十年代之前大多是紧俏物资，或者高档礼品，九十年代后，就逐渐变成了金银物品，或者干脆就是钞票。
人情关系，像一张扭曲的网，牢牢的缚住了这块土地的发展速度，以及普通大众的思维方式。以至于在这里，照章办事会被别人看作傻子“找人”反而成了办一切事的必要途径。
民众间互相吹嘘攀比的，往往就是谁家有个什么亲戚有实权，谁认识的某个大人物很“好使”
“好使”本来是用于对某件工具或者物品的赞誉，却在这里用于人的身上，当然。那些被称赞“好使”的人，恐怕也从没有思考过，自己是如何和一件工具划上等号的，他们也没时间思考这些，都在忙着收钱，办事，以及想尽办法如何从自己能伸得上手的角度搜刮一点好处出来，因此，经过长期、大量的接触，其他地区的人总结出来一句至今仍然非常适用的话，投资不过山海关。
这就是事实，无论官面上吹的怎么天花乱坠。李秀玲婆婆的户口问题，最后就卡在了“找人”这个问题上，因为没人可找。李秀玲的公公也就是个普通工人，认识的最大领导是厂长，还是他认识人家，人家不认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