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其次，在元宏最后几年病重之时，都是彭城王元勰总理国家军政大事，加之元宏末年，战争频繁，所以我们的彭城王并不像诸葛亮在托孤之时没有半分军功，而是在军中已经开始产生了一些威望（尤其是在大败南齐的陈显达之后），虽然还并不稳固。
最后，我们前面分析过，皇太子元恪可不像刘禅当年那样，作为太子的地位十分稳固。一旦彭城王有异心，行废立之事，完全可以通过扶持一个更小的皇子首先替代元恪，用“画辅助线”的方法，用时间换空间，最终完成禅代。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元宏如果让元勰最终“辅政”，那元恪的皇位的风险可不是一般的大。
从这个角度讲，如果说刘备托孤之言是“敲山震虎”，但还是寄希望于诸葛亮“辅政”的话，那么，孝文帝的托孤之言作为试探彭城王的意味就更加浓厚。孝文帝元宏在说出让元勰“辅政”的同时，他对于元勰当“摄政王”还是很有顾忌，元宏的心里其实更加偏向于“六常委辅政”的模式。为什么这样讲，如果不是元宏早有准备，心中已经拟好了“六常委”的人选的话，元宏在六弟元勰推辞做“摄政王”的之后，不可能只是“思索半晌”，就立即诏令咸阳王元禧，北海王元祥，镇南将军王肃，广阳王元嘉，任城王元澄，吏部尚书宋弁六人，组成了一个“中常委”，共同辅政。同时，孝文帝还专门给太子元恪写下亲笔诏书，说明元勰“脱身俗务”的高洁情操，以坐实元勰淡出决策中心的事实，孝文帝元宏的猜忌之心，护犊之情跃然纸上啊。
不仅如此，由于上文书我们分析的太子元恪由于种种原因是个弱势太子，所以当孝文帝重病缠身，又不得不御驾亲征陈显达的关头，皇帝元宏对于留守首都洛阳的太子元恪的安排也是煞费苦心。
史书记载，公元499年，当得知南齐太尉陈显达率兵北伐，连战连胜之时，孝文帝尽管重病缠身，还是决定御驾亲征。但自己的身体状况自己最清楚，孝文帝元宏感觉到很有可能此次是有去无回，于是安排领军将军于烈保护着皇太子元恪镇守洛阳，而自己则带领元勰、元禧、元澄等一众王爷南下迎战。
史载孝文帝出兵之时，亲自拉住于烈的手说：“京城空虚，你应当严加保卫。可以镇守二宫，以收拢远近各地的人心。”
熟悉这个连载的读者应该知道，在这之前，每当皇帝南下征伐之时，通常会安排任城王元澄留守京城（参考“围魏救赵”“恨水东逝”），而在这最后一次御驾亲征之时，元宏却对京师洛阳的防卫工作做了人事上的调整，熟悉洛阳防务工作的任城王元澄被带往沔北前线，而京城防务却交与于烈管理。
这个于烈正式出现在我们连载里面，他是何许人也，皇帝元宏让他代替任城王元澄镇守洛阳又有何深意呢？这种人事上的安排对于我们正在讲述的“托孤”的事件又有什么千丝万缕的联系呢？我们下回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