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姐当时还想，现在的孩子这都怎么了，小小年纪就这么心思歹毒，性子泼辣，长大了还得了了，且有的这对父母头疼的时候。
没想到，不过两个小时，那个没有给人留下好印象的女孩就不在这个人世上了。
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从来没想过，在这么个峰顶最高点距离地面也只有三百多米的小山包上，居然也能出人命官司。指头峰景区里的道路是按照环形的标准修建的，坡度不高，根本没有什么危险性，不然也不可能有很多的老年人和孕妇喜欢来这里溜达。
昨天刚刚下过一阵急雨，游览步梯外的草丛还略有湿滑，不过大多数人都很守规矩，轻易不会翻越护栏专门去践踏草坪，不知道仇欣悦到底想干什么，居然跑到外面去了。
到达山顶后，他们五个人便分开活动，除了边君凡和仇连喜是一直在一起的之外，另外三个人，都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四处走动，仇欣悦在滚下山之前只来得及出一声惨叫，便没有给任何人反应的时间直接从山顶滚落。等到跟她一起来的几个人循声找过来时，她已经趴在山脚下一动不动了。有在山脚附近的游客，第一时间抢上前去看边欣悦的状况，她浑身上下布满了被小石子小树枝划过出来的浅浅深深的伤口，尤其以头部上的一个血窟窿最是骇人，有那胆大的跑到她身边，将手搭在他鼻子下，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呼吸动静。等到仇连喜急匆匆地跑下来，抱起的便是女儿已经失去生命的身体。
警方来走了个过场，调查结果当然是意外。仇欣悦自己不顾景区步道上悬挂着的警示牌，趁人不备窜进了草坪，因为昨天下过雨的原因，草坪湿滑，她一个没踩稳，直接从山顶滚落，才导致死亡。
因为景区已经尽到了必要的提醒义务，仇欣悦又是一个十五六岁，具备一定民事行为能力，有一定分辨能力的大孩子，并且身边有监护人跟随，所以景区在她死亡这一事上，承担的责任不大，只是出于人道主义赔偿了仇连喜两万元，事情就算解决了。
朱大姐洋洋洒洒一席话说下来，也颇为感叹：“不知道这对父母得怎么后悔呢，把个孩子养这么大挺不容易的。我自己也是个母亲，很能明白他们的心情，这件事一出我也时常反思自己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到底正不正确，有没有因为自己小的时候因为贫困错失了很多童年的乐趣而对孩子过于溺爱，使得他们不知天高地厚，不懂人情事故。不管家人再怎么宠溺，孩子总会有长大了独自进入社会打拼的那一天，惯坏了他，没有教会他正确做人的道理，这个社会上的其他人可不会这么惯着他，分分钟能够教会他做人，到那个时候，孩子是要吃大亏的，但愿他们的第二个孩子能够不这样去教育吧。”
等到朱大姐好不容易感叹完，程功赶紧抓着这个空隙告辞离去。
回到市区，程功才打破了一路的沉默，问道：“这起意外你怎么看？”
“现在说什么想法结论都还为时尚早，不过三起意外都有些共同点：三名死者在遭遇意外的时候，除了林谢死时边君亦在场外，另外两起案件只能证明边君亦在附近，他有没有接近过死者，有没有做过什么，没有证据支持。
我们都可以假设边君亦动过手脚。他这么多年展下来，心思得有多缜密。从一开始还出现在现场，后来已经将自己从嫌疑人的行列中渐渐剥离出去。这样的人如果真是凶手，那就太可怕了。三名死者都是摔死的，这种死法的一大好处，就是说即便有凶手，凶手也绝对没有必要非得在死者死亡的一瞬间必须出现在现场，他可以远远地布好陷阱，然后就等着事件一步一步朝着他预定的方向展。一次不成有两次，两次不成他还有第三次机会，可以说只要他愿意，他与死者，可以不死不休。
这种手法作案的隐蔽性极高，哪怕我们推测出来，边君亦真的有问题，只要我们一天拿不出铁的证据一天就拿他没有办法。
在国外，犯罪心理学的应用是得到法律的支持的，很多犯罪心理分析得出的结论，可以被直接用作证据，但在我们国家这部分的研究始终被认为是理论多过实际，即使我们分析出来的结论很正确，也必须要有其他的人证或者物证作为佐证，单独的犯罪心理分析结论是不可以用作呈堂证供的。这就给犯罪心理学的应用画了一个很小的圈，出了这个圈子，你理论再正确，都是不可能会得到法律的支持。
如果在国外，哪怕没有物证，几起意外，警方一一罗列出来找出规律，三件以上的规律性作案，就可以认定为连环凶杀案，边君亦作为这么多起案件唯一的共同点，他就是凶手无疑。
但在国内，呵呵，不好意思，你那全都是凭空推断。所以即便知道边君亦问题，想抓他，难啊！”
这个话题有些沉重，当了警察之后才知道，有些事他们真的力不从心。他们想要做的，与法律赋予他们权利能够做的，中间有着大段大段的空白界限。有的时候不是警察不去作为，而是各式各样的规章制度束缚着他们的手脚，让他们即便想作为，也没有能力，不然等待他们的就是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惩罚。
因此到了普通百姓的眼里，警察就被扣上了无能的大帽子。全国这么大，警察这个群体的基数也十分庞大，一旦他们在执法过程上有一定的瑕疵，就会立刻被曝上网，在网络喷子的刻意挑拨下，不明真相的群众便会跟风喝骂。殊不知唯一能够保证普通市民的安全，不受犯罪分子侵害的，恰恰是平时被他们骂得体无完肤的警察。(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