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回来对父亲说，兰花他们家四个孩子怪可怜的，把四个孩子都接到我家里来吃饭吧，他们正在长身体，不能让他们吃了上顿没下顿啊。父亲满口答应，就和母亲一起，把他们接到我们家。我们家里当时也很穷，但总是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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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是想法让我们两家人吃饱。”卢市长说。
“兰花家里算是基本正常了，但兰花的四个弟妹的学费和父母的医疗费、还有房子的重建费用，都是大问题。我们家里也没钱，实在帮不了他们。这个时候，兰花的妹妹菊花给兰花写了信，把家里的情况跟兰花说了。”卢市长说。
“父亲告诉我，菊花的信发出去没多久，他们家里就陆陆续续收到了兰花寄回来的钱。按照兰花在信中交待，我父亲和菊花一起，把兰花的父母送到了县人民医院去看病。”卢市长说。
“与此同时，菊花就和我父亲一起，找来了建筑队，在原宅基地，盖了一栋两层楼的楼房，那是我们那一带第一栋楼房。父亲说，房子盖起来时，好多人都来看，都夸兰花有本事，会赚钱。住了两个多月的医院，兰花父母的身体都好了，都出了院，回到了家。兰花四个弟妹的学费也不愁了，兰花一家的生活恢复正常了。”卢市长说。
“兰花的父母满面红光，走路都扬眉吐气了，她的弟弟妹妹们更是挺直了腰杆，雄赳赳气昂昂的。”卢市长说。
听到这里，我突然感到心里有些沉重，有些钻心的疼痛。我大概明白了什么回事，明白了为什么兰花要忍痛含泪、心如刀绞地离开市长。
当时兰花家的那种情况，当时的卢市长，一个大二、大三的学生，是绝对没有能力解决的。我想，兰花也应该明白这一点。在不停地思想斗争中，在情感和金钱面前，兰花不得不放弃了情感，向金钱屈服。
“父亲跟我说，兰花在信里吩咐菊花，把他们四人在我们家吃饭的生活费、看护她父母的辛苦费，还有感谢费给了我父亲。父亲怕我说他，一分钱也不敢用。我们坐在路边休息时，父亲把钱给了我。我问父亲是什么意思，父亲说这钱都交由我来处理。”卢市长说。
“我回到家，跟母亲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聊了一下天，就到了兰花家，我给他们家里带了一些吃的东西。我看见兰花家两层楼的房子确实盖得很漂亮，在这一带鹤立鸡群。”卢市长说。
“我跟兰花父母拉了一些家常，兰花父母问我，兰花为什么不一起回来？我说兰花的确有事，她要努力赚钱，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啊。明年大学毕业时，兰花就会回来的。菊花要我明年一定跟姐姐一起回来，我满口答应。”卢市长说。
“我当着兰花父母的面，把兰花通过菊花给我们家里的钱，如数还给了菊花。他们不要，我说我现在可以挣钱了，家里的钱够用，钱就留着他们一家花吧。”卢市长说。
“我回到我自己的家，我小妹妹问我，什么时候，我们能住上像兰花姐姐家那样的房子啊？我当时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既然兰花家依靠兰花盖起了楼房，为什么我们家就不能依靠我盖楼房呢？”卢市长说。
“我就跟父母商量，我想盖房子，让他们想一下盖什么样的房子。父亲坚决反对，说我们家房子没垮，用不着盖，用不着跟兰花家比。我是大学生，应该给弟弟妹妹做榜样，把学习搞好，以优秀成绩毕业，然后再考研究生。”卢市长说。
“我没有听从父亲的意见，也许在心里我想跟兰花赌气。我只在家里呆了几天，就告别了家人，匆匆忙忙踏上了返校的行程。”卢市长说。
“我开始拼命挣钱，除了继续干家教外，还到水果批发中心跟人当搬运工，到餐馆跟人端盘子，跟人代写文章，跟人代考，还跟人翻译资料。总之，只要有钱赚，我什么都干。”卢市长说。
“春节临近时，好多在城里打工的人，都回乡下过年了。各个小区的垃圾都没有人少，小区成了垃圾场。我看准时机，每个小区问，我说我可以组织人把小区所有的垃圾都弄走。谈好价钱后，先付一半的钱。垃圾运完了，再付一半的钱。”卢市长说。
“我说我是农村来的大学生，家里穷，需要自己挣学费。小区管事的很理解。我清运垃圾的事，受到了很多小区的欢迎，谈好价钱，收到到一半的钱后。我到学校和大街上，找了很多人，跟我一起清运垃圾。这些人都由我付工钱，我俨然成了一个小老板。”卢市长说。
“我们那时的条件很差，清运垃圾的运输工具，就是板车和三轮车。那时候，各个小区都有板车和三轮车。我们硬是通过板车和三轮车，每天按时把垃圾清理的干干净净。就阴历二十八到正月十五，我就挣了不少钱。”卢市长说。
“为了节约和利用每一秒钟，掌握和控制好时间，我不得不买了一块手表。我年轻，可以拼身体。大四开学时，我还到水果批发中心，借了三轮车，批了水果到学校卖。我跟水果批发店主说好了，因为我是农村来的大学生，家里穷，想勤工俭学，可以把卖不完的水果退还给店主，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卢市长说。
“我卖水果时，碰到了那个我做过家教的梅子，她一到学校报到，就高高兴兴地来找我来了。她要请我吃饭，说感谢我把她送到这么好的大学来，她说她过去做梦都没想到能上这么好的大学。”卢市长说。
“看样子，又有故事发生了。”纵捭集团生产经营部部长、矿业公司工作组副组长洪旺盛说。
我们都笑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