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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伐交’策略上看，日本政府也是深谋远虑，早早就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了“轴心协定”，至少在外交上，有了欧洲强国的呼应。 虽然苏俄一直是日本最大的潜在敌人，日美之间、日英之间也存在着各种矛盾，但是抗战初期，国际社会是以‘绥靖主义’为外交主流，‘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因此，日本可以无视‘国联’的呼吁与‘九国公约’的要求，任意地扩大在中国的战事，而不会担心自己受到国际社会外交与经济的孤立。
反观我国，却将国防建设的赌注押在日本盟国德国身上，德国竟然是中国最大武器供应国，德**事顾问在华训练军队和建设国防工程，使得我军组织结构、战时体制以及国防设施毫无秘密可言。‘8.13’事变后，德国立刻遵守与日本的协约，停止供应武器，撤走在华顾问，帮助日本孤立封锁中国；苏俄出于希望中国拖住日本、消耗日本战力，防止日本进攻苏联远东地区的目的，战争初期给与了中国一些武器弹药支持，但斯大林是个极端利己主义者，一但确信日本不会进攻苏俄，立即和日本签订互补侵犯条约，断绝与中国一切合作，帮助日本封锁中国；而英国和美国政府则悲观认为，日军只要歼灭中国几个精锐的集团军，再占领以及摧毁中国沿海、沿江工业基地，中国就会失去一切的作战能力，而向日本无条件投降，英美只愿意和中国进行一些武器的交易，乘机点战争财，并不愿意直接卷入中日之间的冲突，为一个孱弱的中国去得罪强大的日本。”
“俊如兄！堂堂**虎将，不仅能运筹帷幄、叱咤疆场，而且对当前国际时局也有如此精到的见解，我等虽然号称研究外交的专家，却自愧不如，万分惭愧！”梅教授感慨地说。
卫立煌微微一笑：“现代战争，早不是三国时期赵云、张飞，能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扭转战局了，更需要的是，一大批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的军人。就从‘伐兵’这个角度来说，抗战初期，**共有183个师，总兵力为18o万人，看上去规模很大，但这些部队的编制、装备、训练，却极其低下和混乱。德**事顾问看过**训练后，曾亲口告诉我，在他眼中，**根本不是正规军，而是一群拿着破旧武器的‘苦力，’没士气没意志，根本还不懂得现代化正规作战的战术，充其量是‘自卫队’与‘民团’的形态。
更为严重的是，抗战初期，整个国家根本没有受过军训的后备部队，征兵制度也才刚刚开始在部分地区试办。因此当时中国的人口虽多，但是能够征用的兵员却相当的缺乏，由于营养不良，国民身体素质很差，单是体检就有一半以上不及格；文化程度更低，入伍新兵多半是文盲，连瞄准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因此部队的实际人数，比编制上的规定要少许多，很多是一些贪腐军官为了吃‘空饷’编造兵员数量所致。这样的**，与日军拥有受武士道精神蛊惑、训练严格有素的军士官兵相比，胜负显而易见。
至于最后‘攻城’之策，日军拥有重炮火力、加上战车、灵活的通讯设备以及大杀伤力的化学武器，后勤与兵力补充非常的具有效率，并有绝对的制空权支持。我国看似坚固的城墙，在重炮和飞机轰炸面前不堪一击，反而成为限制我军机动的囚笼；更为重要的是，日军对于中国的情报搜集，自甲午战争以来一贯的高效，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入与完整，甚至拥有中国内地详细与精确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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