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土豆是王志强制让农户们种的，他们不会太上心，大多数精力都用在了自己的高粱、麦子上，所以这些农户种的土豆的产量应该不会太高，所以租子也不能收得太重，否则会减消他们中土豆的积极性，所以苦思冥想了良久。王志才是决定出一个税率——土豆收七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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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七成、其它作物收五成。
这个税率，乍一听，比周扒皮还黄世仁，其实不然。这个时代的地主和佃户的分成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按收获的比例分的，也有固定一个定量的，还有其他方式的，例如能种两季作物的地，一季归地主一季归佃户。还有地中有多样出产的，一样归地主一样归农户。
但无论是怎样的方式，地租大致就是五五分，高一层低一层的也都有，但那就是恶人和善人了，很少，并不是主流。
另外佃户也是分两种，一是完全没有地全靠租种土地过活，二是自己有地但不够还需要租地种的。
前者虽然人身全部依附于地主，基本没有抗灾能力和个人财产，但他们除了地主的租子之外，并不需要交朝廷的赋税和服徭役，但因为完全没有个人财产，生产工具甚至是打柴的山地也要向地主租，所以实际要交的租子远超五成。
而后者有自己的土地，拥有财产，抗灾能力比无地的佃户要强一些，但却要承担朝廷的各种苛捐杂税，至于明文规定的正税，完全不值一提，另外和无地佃户一样，部分工具和打柴的山地乃至灌溉的水源都要从地主手里租买，可能境遇还不如无地佃户，除非是地比较多的中农或者富农，但随着一条鞭法的实施，朝廷只收白银作为税收，除了各种苛捐杂税和多出来的火耗银，自耕农还要在卖粮时被剥削一道，再精明的自耕农光靠种地也只能破产。
话题说远了，总之这个时代的地租虽然一般是五成，但累加上其他有形无形的剥削，农民要交的租子却远远高于五成，多高达七八成。而王志这里，五成租子包含了地租、牲口农具的使用费和水利的使用费，进附近的山打柴、打猎也不用交钱，交了五成的租子就不用交其他的苛捐杂税，也不用服徭役，甚至收租子时还不收银子，交粮食就行了，如此好的政策，如果传扬出去，肯定会引来大批农户投奔。
至于土豆的七成地租，那是特事特办，就算他们没有用心管理土豆，土豆也能收个五百斤，得三成就是一百五十斤，现在一亩麦子的产量差不多就是这个数。
这只是普通农户的地租，至于生产队，留下基本口粮，其余全部上缴。交租的方式，就让每地先将租子收上来，然后在当地安排人手统一送到大营城来，运粮的人管路上的伙食、每人发二十斤土豆作为误工费，都承诺了不征徭役就不能让农户白出工。
想好税率和收税的流程，王志又拿起下一份工作报告看了起来，也是说关于地租的事情，但多提了一笔说村中一些父母希望能见到在学校读书的孩子，村中还有人散布谣言，民心有些不稳。
为了加快教育发展的历程，王志曾强行把延长县十四岁以下的孩童都抓到学校来上课了，期间一直没让他们和家人联系，对家长孩子都不好，这是个问题。
于是王志又在前一份奏折的批改后面加了一句：优先让有孩子在大营城读书的人家运粮，顺便安排他们见自己孩子一面。
批改完，王志又拿起一份工作报告，也是说收租的事情，边将其放到一边，陆续看了些份工作报告，大多都是说收租的事情的，但也有几篇，说到了问题，引起了王志的重视。(未完待续。)
